书名：《寻·城迹：贵阳建筑与贵阳人文》
编者：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8-2061-8
花溪西舍的故事
享有“贵州高原之花”美称的花溪，史称“花仡佬”，其名源于自古繁衍生息在这里的古老民族“花仡佬”，他们是仡佬族古代先民的一支。仡佬族与古代居住在贵州的僚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换句话说，仡佬族就是由古僚人发展演变而来。而古僚人则是西汉时期夜郎古国的主体民族之一。久而久之，民族名称形成了地名，因此流经其地的南明河上游河段也称“花仡佬河”，就连河流上架设的桥梁，也称“花仡佬桥”。由于地处省会贵阳市南郊，且为“八番之路所经”之要津，“花仡佬桥”又名“济番桥”，河也因名“济番河”。
到元、明时期，包括“花仡佬”在内，仡佬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为他族土司所统治。明代又在仡佬族世居地上建立了卫、所、屯、堡等军事机构（“花仡佬”就设有花仡佬堡，又称桥头堡）。明末以后实行改土归流，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将撤销的贵州卫和贵州前卫所辖之地设立贵筑县，隶贵阳府，花仡佬归属贵筑县南上里管辖。民国三年（1914）改贵阳府为贵阳县后属贵阳县。民国二十年（1931）设花阁老镇，属第一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时任贵阳县县长刘剑魂提议下，经当地人士商议，同意县政建设委员会秘书罗浮仙的建议，保留花仡佬的“花”字，以溪流之“溪”取代仡佬二字，正式命名为“花溪”。
花溪西舍就坐落在花溪镇贵筑路中段北侧花溪公园内的花溪河畔。
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主的花溪公园，东起济番桥，西至平桥。公园明秀天然，清澈的花溪河蜿蜓穿流全园，四周田畴交错，村寨毗连，民族风情浓郁。公园内有一处著名的景点，即位于龟山和蛇山之间的坝上桥，桥南蛇山石岩上刻有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楷书“坝上桥”三字。该桥具有强烈的曲、折、窄、幽等美学特征。曲而折之，宛转卧波，虽不像江南园林那样低矮贴水地低架于盈盈一水之上，而是离水面较高，但因为周围环境的通透、疏朗，加之富于变化又有自然跌落的流水，人行其上，同样会有一种“凌波微步”的感觉。
民国三十年（1941）3月，在坝上桥南侧兴建了尚武俱乐部，1958年又于俱乐部西侧修建宾馆，命名西舍，并将尚武俱乐部更名为东舍统一管理，后统称西舍。由时任贵州省长的周林题字“花溪西社”。西舍占地5052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花溪西舍建成后不久，既分别接待过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副总理、贺龙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60年4月30日至5月4日，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回国，顺道对贵州进行视察，在贵筑期间就下榻花溪西舍二楼。二楼西侧22平方米的一间为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卧室，南侧16平方米一间为办公室和书房，卧室东侧51平方米一间则作为接待室。花溪西舍至今仍然保存着周恩来总理下榻时使用过的衣橱、卧床、沙发、茶几、写字台和椅、凳等物件。1999年曾对西舍进行过维修和重做复原陈列。1995年7月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花溪西舍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周渔璜与桐埜书屋
周起渭（1665-1714），字渔璜，号桐野，又号载公，康熙四年（1665）生于贵筑奇隆，即今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据说他孩提时代记性不好，学习成绩欠佳，塾师盛怒之下，以戒尺击其掌，他竟跳下龙潭，狂饮从石谱寺岩隙中流出的山泉水，之后，骤然聪慧起来。十三四岁即能撰写万人传诵的花灯诗，17岁考取贵州乡试副榜第三名，不久即中“乡解”。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担任位居编修之下的检讨官。后历任浙江乡试正考官、詹事府詹事和直隶（今河北）学政等要职。曾被钦定参加《康熙字典》编纂工作，著有《桐野诗集》传世。周渔璜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清初中国诗坛有很高的地位。在京城20多年，初以一首《万佛寺大钟歌》，瑰丽特出，名震京华。周渔璜的《桐野诗集》，清代就有四种刻本流传：初名《回青山房诗集》，又名《稼雨轩诗集》，又名《燕山尘土集》，后定名为《桐野诗集》，其弟周起濂刻于北京称北本；周渔璜的朋友同榜进士汪千波再刻于江苏吴县（苏州），称为南本；三刻于贵阳，为贵筑人谢廷薰刻，称为谢本；四刻于独山莫友芝，为咸丰二年（1852）印于贵阳。今之常见《桐野诗集》，即莫友芝的咸丰本，分为4卷，第一卷68首，第二卷77首，第三卷89首，第四卷118首，总计352首诗。记录了周渔璜在翰林院供职期间的见闻和感想，是诗中精品。人称“西南巨儒”之一的郑珍，十分钦佩他的超群才华，在其所撰《周渔璜像赞》中颂道：“诗当康熙，如日正中。起问汉大，唯渔璜公。桐野一篇，眉山放翁。经纬宫商，继盛长通。”
位于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的桐埜书屋，是周起渭在家时的读书之处。始建于清康熙初年，原为穿斗式悬山顶建筑，坐南朝北，面阔三间。后毁。1992年贵阳市及花溪区投资重建，重建后的桐埜书屋坐东向西，为穿斗式悬山顶二重檐砖木结构，占地 300平方米，由影壁、正房、右厢房、草亭、荷花池及慧泉组成。周渔璜曾作诗咏赞书屋：
周起渭还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据载，周起渭在京担任詹事府詹事期间，捐资倡建桥梁，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建桥事，终于在他去世4年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落成。该桥雅称“官詹桥”，俗称“高车桥”，又称“蒙贡大桥”，位于青岩镇思潜村蒙贡寨，横跨涟江上游“玉带河”。桥为三孔石拱桥，桥面以巨型石板铺漫，桥东立有建桥碑记两通，其中一通镌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碑阳竖向楷书双勾阴刻“官詹桥”三个大字。贵州武状元曹维城为官詹桥撰写建桥碑记，使桥平添几分文物价值。宫詹桥于嘉庆十四年（1890）维修过，至今留有《重葺宫詹桥碑记》可考。今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周起渭病逝后归葬于黔陶乡骑龙村南1公里松坡。土封石围，高25米，直径4.50米，坐东向西，墓碑一通，圆首，高2.5米，宽0.75米。额题“佑启后人”四字，碑文楷书阴刻“皇清诰授通仪大夫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并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周公起渭之墓”。1985年11月2日，该墓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书名：《寻城迹：贵阳好滋味》
编者：《寻城迹》编委会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3480-6
花溪牛肉粉：你今天吃了吗？
早年，贵阳的牛肉粉就叫作牛肉粉，前面并无任何定语装饰，比如“王记”、“花溪”之类的前缀。后来，某地方的牛肉粉做得出众了，要从同类中脱颖而出，于是才加个姓氏或地名以示区别。
我吃牛肉粉应当在此之前，但能频繁的接触，甚至吃到牛肉粉，肯定是1978年之后的事了。我当时在一中读初一，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赶早班车进城。那时候做走读生也真辛苦，早出晚归，睡眠营养都严重不足，家里每周会给我些零花钱，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吃牛肉粉仍然会很奢侈，我记得那时候的大南门，就是现在钻时广场的位置有家粉馆，卖的粉有两种：一种是三分钱，二两粮票的素粉；还有一种就是牛肉粉。牛肉粉要一毛二分钱，二两粮票。相对于这个价格，我得到的零花还是太少了，有时中午还要在街边看一看画书，因此，吃牛肉粉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可能这个原因，对那里的牛肉粉一直印象颇深，比如，碗是很浅的陶碗，上了层灰黄色的釉。这种碗的好处是看上去里面盛的东西会很多，稍有些内容就显得满腾腾的。牛肉粉是以米粉打底的，胖胖的白米粉（应该是酸粉）在碗里交错盘缠，上面有几朵香菜、葱花和盐菜，再往上就是三四片两指宽的牛肉片——我印象中这些牛肉片都切得极薄，肌肉紧密，显出木板一样的纹理，实在该赞叹一下师傅的好刀功，有时候牛肉片里刚好有牛筋，于是这一块琥珀色就像相片底片一样可以透过光亮——最后再兜头淋一勺热汤。味道自然是极好的，吃的过程会有更多的细心，小口的咀嚼，小口的吞咽，这样才不至于有任何错失！不过，今天来看，这种牛肉其实已经熬得过头了，不知煮过多少锅水，出了多少碗汤，已经精华殆尽，给人一种干树枝一样的印象——但仍不失美味。
后来的牛肉粉就有了变化，主要是牛肉，有了炖与卤，坨与片之分，从口感上也有厚实和清淡的区别。不过，老板尊重客人，询问需要哪种，贪心的客人则会全要！这样一来，可能一碗牛肉粉的滋味就混杂了。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频繁的涨价惹得食客们抱怨，有朋友还记得我当时老爱宣布自己对物价上扬的不满：“妈的，牛肉粉都涨到1块5啦！”这里面该有多大的愤怒啊，才让他们对这段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么记忆犹新？
后来，就知道了花溪牛肉粉，听说有人专程坐两个小时车去花溪吃碗牛肉粉！这么大的吸引力？终于，有一次单位去花溪郊游，中午饭就是去花溪公园旁的一条街上去吃花溪牛肉粉。我记得那天可能到花溪游玩的人比较多，而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都跑来品尝正宗的牛肉粉，于是粉店门口居然排出两个扭成S形的长队。
食后，大家交流感受，有人很受用，于是欢喜，我倒感觉一般，觉得中等偏上，不过大家都趋之若鹜的东西我也总结出儿点不同：
首先，它用了好牛肉——听说花溪牛肉粉都用的是黄牛肉，而且多大年岁都有讲究；第二，他们没有拼命地煮，一斤肉上十锅水，这样制出来的牛肉大概会彻底丧失鲜香爽滑，也就是说老板不能太贪心，把牛肉里的精华都榨干净了；第三就是汤，牛肉粉香不香，汤很重要的，这里的道理和萝卜炖排骨很像，要想好吃，就要少放萝卜多放排骨，这里则要少放水。既要保证最天然最本质的气息没有被稀释，又要让食客们感受到并为之满足，这可能就是花溪牛肉粉获得贵阳牛肉粉代名词的原因了。
最后想说的辣椒面，牛肉粉通常都是放的本地产的花溪辣椒，焙干到略有些焦煳，再用容器春碎了。不过，我发现加了辣椒面固是种风味，但辣味对牛肉的醇香也是种干扰，所以我吃花溪牛肉粉时都以清汤居多。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摩崖轶事丨花溪燕楼金山洞摩崖
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15年5月（第五批）
年代/元、清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燕楼乡燕楼村
金山洞摩崖是至今发现的贵阳最早的摩崖，也是贵州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1982年全省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摩崖石刻位于燕楼乡东北的金山洞壁上。燕楼乡东与青岩镇相邻，南与马铃布依族苗族乡接壤，西与平坝县交界，北与党武乡相连，面积5平方公里；自元明以来，并不是“开辟边疆”的前沿阵地，一直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的边缘地带，由土司管理；元代属金竹府管辖。
金山洞崖正前方向是龙窝井，右斜方向是摆瑞塘，与燕楼古营盘（本地人俗称：公牛屯）近在咫尺，距燕楼村3公里。聪明的古人利用自然山形，在可避风雨的洞壁上题诗作画。元代摩崖离地3米许，高140厘米，宽74厘米，自右至左竖行排列，楷书阴刻，共6行字，书法古朴流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由于风化严重，准确字数难以统计（有说82字）。
金山洞古代崖画以赭色矿石涂绘人、马、狗等等，隐约可见形态各异的大小图像二三十个。人物多作行走状，亦有双手高举者，似乎在祈祷。在金山洞壁上的清代石刻数量众多，既有题诗，又有纪事，还有祝文，分别题于清乾隆、道光、咸丰年间。这些民俗事象，以壁题和岩画的形式保存下来，无疑为后人对当地民俗事象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例证。同时从这些民俗事象中还反映出当地居民“金”姓的由来。
金山洞摩崖石刻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因年代久远，加之镌刻工艺欠佳，岩石风化严重，整个摩崖已模糊不清，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认。但在石刻的字里行间，仍清晰可见“贵州贵阳府”和“贵阳府广顺州”等字样。还有1949年以后的毛主席语录，均以赭色矿石书写。时至今日，仍有村民在岩下洞口焚香秉烛，寄拜岩神，祈祷康健。
据当地老人说，很早时候金山洞曾经是古夜郎王的粮库所在地。虽说粮库距离燕楼村不过几公里，但金山洞附近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不易进出，燕楼村民要把粮食挑到粮库，先要走很远的路到青岩镇，然后再绕到金山洞。
金山洞元代摩崖石刻，主要讲述了金竹府知事流官房明远，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对燕楼一带的拓边和当时实行的“土流并治”政策。从石刻残存的“大元忠显校尉”“蛮夷长官司”“金竹府事房明远于至元乙酉来此开拓边疆”“酋民衷服”“元贞二年金竹府吏赵坚书，教授冉口记”等文字中，不但记录了元代金竹府开发燕楼的时间、地点，更为重要的是保留下具体的官称、职务和姓名，这些都是宝贵的文献资料。花溪燕楼古时为广顺辖地，广顺在元代时为金竹府，属顺元路管辖。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金竹府为金筑长官司，三年后升安抚司。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改金筑安抚司为广顺州。清依旧制。1913年改设广顺县，1941年与长寨合并，易名长顺县。
元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本地土司）、流官（朝廷外派的官员）共同治理辖地的政策，即“土流并治”。但流官不直接治民，只是与土官保持政治联系。金竹府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设置始，其辖地在不断扩大发展，这与元朝政府为了控制黔中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即通过扶持金竹势力，加强湖广驿道管理，以抗衡遏制宋氏等大的土著势力，进而保障元王朝从湖广通往云南的黔中一带驿道的畅通。元代金竹府辖地较明代要广得多，但主体一直在今长顺县境内及今花溪燕楼、党武和平坝东南一带，与摩崖石刻所在地比较接近，很可能就是当时金竹府的中心区域。明朝在金竹府地（今平坝东南部）设平坝卫，同时金筑安抚司中心，由花溪的燕楼、党武一带向西南方向转移。金竹土著势力的扩大，为元、明王朝开拓黔中地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摩崖轶事丨花溪桐埜书屋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15年5月（第五批）
年代/清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
桐埜书屋为清代著名学者周渔璜少年读书之处，因其号桐埜而名，位于黔陶骑龙村。书屋始建于清康熙初年，原为穿斗式悬山顶建筑，坐南朝北，面阔三间，后来被毁。九十年代初重建，重建后的书屋坐东朝西，为穿斗式悬山顶二重檐砖木结构，占地300平方米。桐埜书屋，正房大厅悬挂周渔璜及其夫人画像，身着官服正襟端坐，不失儒者风范。各间厢房及楼上，陈列了周渔璜诗集、使用过的器物、读过的书籍、仰贤的文人墨客的书画作品。书屋外有石铺庭院、石桌石凳、影壁朝门、草亭荷池，环境十分清幽。顺院子小门出去，拾级而下便是一个小院子，小院的右面有一口泉眼，旁边立有“慧泉”碑。铭文为：源于阴河，春夏秋冬，四时皆有碗口粗泉水喷出，乒乓作声，积一池碧波，俗称乒乓潭。据传，周渔璜六岁启蒙，就读于桐埜书屋，其年幼顽皮鲁钝、不事攻读，师痛恶之。一日，师罚其一戒尺，其竟跳潭以挟，不料饱饮潭水，晕迷过去，师恐，逃之。其父明理顾义：“师故出于其诚意也，无过”，复请其师。渔璜醒而叩陈已非，自此，天资开张勤奋好学，读书万卷，过目成诵，遐迩闻名，皆惊其聪慧，故将此泉名为慧泉。这块碑的铭文道出了周渔璜成才的故事。他14岁时作《灯花诗》，传诵一时，被人视为“神童”，就是佐证。
一条小溪从书屋前蜿蜒流过，奔向远方……正是从这桐埜书屋里走出了个清代著名学者周渔璜。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初的一天，一位年轻的读书人从几十里外的青岩堡，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省城，敲响了位于城西的一座林木葱茏的大宅门。
大宅门里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吴中蕃，这位年轻人是应他的邀请而来参与《贵州通志》编纂的。这个年轻人叫周起渭（1665年—1714年），字渔璜，号桐埜，贵州贵筑县人，民间更喜欢用他的字，叫他周渔璜。
俗话说，盛世修志，康熙朝无疑属于盛世之一。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时任贵州巡抚的卫既齐决定编纂一部《贵州通志》，他请出了一位已74岁高龄的叫吴中蒂的老先生来主持编纂。
吴中蕃是明末清初贵州著名诗人，让其主持修《贵州通志》无疑是最佳人选。而吴中蕃所搭建的《贵州通志》的写作班子，自然都是地方上的饱学之士，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便是这位从乡下赶来的年轻人——周渔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周渔璜是个“高考状元”——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乡试，成绩第一，时年22岁。他这次应邀前来参与《贵州通志》编纂，刚刚27岁。
据《贵阳通史》记载：“康熙《贵州通志》（后志）36卷，补一卷，吴中蕃、李祺总纂，卫既齐、阎兴邦主修，刘子章、周起渭、黄嘉谷等贵阳文士任分纂。前后两部《贵州通志》各有特色”。说明前后《贵州通志》皆为大作、佳作。吴中蕃曾这样说过：“欲觅替人欣已得！”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可以托付的人，现在可以说是找到了！吴中蕃和周渔璜，一个74岁，一个27岁，可谓忘年之交！
年轻的周渔璜相继参与编纂了《皇舆表》《康熙字典》《渊鉴内涵》等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皇舆表》即《大清地舆图》，是清代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康熙皇帝两次为其作序。《康熙字典》为康熙亲自下旨编纂，参与者都是国内著名学者。在字典的27名纂修官名单中，位列第三的就是周渔璜——翻开这部字典便可看到他的大名。《康熙字典》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最大。这部文字学的巨著传世已有300多年，世代读书人都视为瑰宝，并从中受益。
在文学创作上，周渔璜是清代贵州著名诗人，曾作《万佛寺大钟歌》，通过北京万寿寺（今觉生寺）的永乐大钟的诗造原委，引出了明成祖朱棣为夺取皇位而骨肉相残的史实，以及其后代效法他争夺权力而酿成的皇朝灭亡的苦果，致使“帝子王孙无处所，血溅长陵一抔土”的悲剧，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凶残暴虐的本性。这首诗问世，一时推为杰作。著名学者毛奇龄恃才傲物，“卑视西南之士”，然而当其阅过《万佛寺大钟歌》时为之震惊，钦佩之余，不禁对这位来自贵州的诗人的卓异才情肃然起敬。毛奇龄曾感慨地说道：“贵阳周先生，以掞天之才，力持大雅。”“昔所称风雅之宗，领袖群彦者，非先生欤！”遂一改昔日偏见，倾心订交。
周渔璜留有《桐埜诗集》4种清代刻本。西南巨儒、清代贵州著名诗人郑珍在《桐埜先生荷锄像赞》中称：“诗当康熙，如日正中。起问汉大，唯渔璜公。桐埜一编，眉山放翁。经纬宫商，继盛长通。”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度无人比拟，成为西湖诗的“绝唱”。而至清代，周渔璜写的《泛舟西湖夜半始归》诗句“直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却另辟蹊径，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在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歌美学理论著作《随园诗话》里，这两句诗更是被作者袁枚称为：“断句入耳，有终身不能忘者。”莫友芝刊刻《桐埜诗集》时有诗写道：“盛极朱王后，词坛不易崇。先生起天末，孤旅对群雄，明祖华严铣，苏亭赤壁风。波澜压群辈，馆阁起疲癃……”称他是继朱竹坨、王渔洋之后清初诗坛的佼佼者。
周渔璜是个带传奇的人物，民间关于他的故事颇多，有人说可以编成好几本厚厚的书了。这话倒是不假。
比如说，他某日游某山寺，寺院内腊梅含苞待放，方丈风趣地说道：“梅蕊未开，光棍先生白喘。”周渔璜立刻会意，当即回答道：“椒实既熟，夹壳长老黑心。”方丈听后哈哈大笑，对周渔璜的才思敏捷大加赞叹。
又传说某次，周渔璜到浙江主考，考生们听说主考官是一个来自蛮荒之地“贵州”的人，认为顶多也只是会念念《百家姓》《千字文》的水平，便想让他当众出丑。一位考生站起来高声问道：“洞庭八百里，波涛涛，浪滚滚，宗师由何而来？”周渔璜微微一笑，答曰：“巫山十二峰，云重重，雾霭霭，本院从天而降！”那些考生顿时目瞪口呆，再也不敢造次。
还相传一日，周渔璜路遇自己曾经的老师。老师一见到周渔璜便生出一联：“眼珠子，鼻孔子，朱子居然高于孔子？”“珠子”与“朱子”谐音，眼珠子高过鼻子，意味着学生如今地位比自己高。周渔璜施礼后对出下联：“眉先生，胡后生，后生确实长过先生。”这是说，眉毛先长出来，胡子后长出来，但后长出来的胡子比先长出来的眉毛长。其中暗含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同样取五官生理特征，对得工工整整，老师乐得哈哈一笑。
当然，这些传说很可能多是民间的附会，但从中也可看到人们对周渔璜学识和为人的风趣的赞赏。
这些传说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周渔璜“倒背黄历”的故事了。
相传周渔璜进京赶考，因闲来无事，便到驻地附近的一家书铺看书，看着看着，无意中说了句“差不多都是看过的！”老板看有人如此自信，就说道：“今天晚了，明天你来，我随意挑选一本书，你如能背诵下来，整个书铺奉送给你得了！”
双方约定后，周渔璜回到驻地。书童说：“少爷，你可是还有一本书至今还未好好看过呢？”周曰：“哦！真的么？”书童说：“今年的黄历，你该没仔仔细细地看过吧？”周一听，忙说：“对，对！快找本黄历来！”拿到书就赶紧跑到油灯下翻阅起来。
次日，周渔璜到了书铺，老板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历书，微笑着问：“公子，可不可以背背今年的黄历？”周渔璜曰：“掌柜的说了就是。只不过从大年初一开始背起，不如从年三十倒背回来。”说罢就倒背了起来，一屋子人看热闹的人惊得目瞪口呆。还没有背完，老板就拱手道：“佩服，佩服！这书铺从今往后就是公子你的了！”周渔璜笑着说：“书铺还是你的，只是以后到京城赶考的贵州读书人，可以在此随意休息读书，如何？”老板是连连点头道：“一定，一定，可不敢小看贵州人了！”从此，贵州赶考的学子，在京城也有了一个清净的落脚之处了。
周渔璜其一生才华横溢，成就斐然，成为清代著名学者、著名诗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29岁的周渔璜金榜题名，中三甲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六年（1697年），授翰林院检讨；四十四年（1705年），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九年（1710年），升翰林院侍读，即皇帝、太子的“学术顾问”；五十年（1711年），任顺天学政；五十一年（1712年），周渔璜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1713年）晋升詹事府詹理（皇子的老师）；继而以钦差大人身份奉旨祭禹陵、明太祖孝陵，检阅浙江、江南两省兵等。
周渔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京城，然其身在京城，心系故乡。其病危弥留之际，特向老父留下遗愿：一是将自己在北京半截胡同（后称樱桃胡同）的寓所捐献为“贵州会馆”，为来京的黔中人士提供憩息之所；二是献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嘱托家人扩建桐埜书屋，让骑龙寨的农家子弟读书上进；三是要求父亲和弟弟修建骑龙到青岩马路之间的一座桥，以便利山乡与城镇的交通；四是希望家人在骑龙设立义仓，以便灾年时救济家乡父老。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终因操劳过度，年仅49岁即逝世于任上。其墓地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皇帝坡，坐东向西。封土南北长4米，东西宽3.5米，高2米，墓前有石供桌一方置于拜台之上，拜台左方有周妻马氏墓。1983年和1985年该墓分别列为贵阳市和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摩崖轶事丨花溪西舍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95年7月（第三批）
年代/民国 地址/贵阳市花溪区贵筑路中段
在花溪公园的坝上桥头，有一栋粉墙绿瓦的西式两层小楼，它典雅端庄，依山傍水，终年掩映在如盖的树荫中。它就是花溪远近闻名的“西舍”。
西舍始建于1938年，与花溪公园几乎是同时开建，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时间节点。
这事得从花溪公园的建设谈起。
1938年，抗战已全面爆发，贵州作为“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凸显。众多机关、团体、学校、医院、工商企业等内迁大西南。作为“陪都”重庆“后方屏障”的贵阳，一时涌来了大批人员，城市人口从10万左右陡增至30余万，每日更有若干人借道贵阳辗转去往重庆、昆明等地，贵阳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市郊的花溪，也因大量机构、团体、大中学校的迁入，以及贵州大学的落户、私立清华中学的创立等，人气陡升，名声远播。不少人在抵筑后，都会专程赴花溪一看，甚至在花溪小住几日，这其中就包括了巴金、徐悲鸿、陈伯吹、叶圣陶等文化名人。陈伯吹曾在他那题为《花溪一日间》的文章中说道：“过贵阳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花溪公园的建设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上日程的。
在公园已经开建了一年多后，1939年4月，民国贵州省政府批准成立公园建设筹备委员会，公园也正式定名为“中正公园”。1940年3月，公园建设基本完工，省主席吴鼎昌亲自主持落成典礼，何应钦为公园大门坊额题写了“中正公园”四个字。
就在公园动工的这一年，西舍也在花溪河畔开工了。如果说，兴建花溪公园是面对大众的，那么，建设西舍就是面对“小众”的了。故有人说，西舍是贵州建设最早的“迎宾馆”，此话有理。
西舍工程于1941年3月竣工，当时命名为“尚武俱乐部”。抗战时期，以“尚武”命名，理在其中。
西舍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它一面靠山，一面临水，竹木环绕，围墙透空；临河一侧是坝上桥，桥头的对面是青藤古树的龟山，龟山上保存有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防空亭”。西舍就这样很自然地融入到山清水秀的公园中，成为公园一景。1958年，人们对西舍进行过改造，一度被称作“西社”，后依然作“西舍”。
西舍房屋为上下两层，除厨房、过厅等外，室内有三个套间。西舍建成后不久，冯玉祥将军来花溪吉麟村和大寨村，视察从南京迁来的国民政府防空学校，就近在西舍小住。1942年，他再度到花溪，仍住此处。
1943年3月和1946年4月，蒋介石夫妇两次到花溪，两次都下榻于这个被称作尚武俱乐部的别墅。同行的人分别有张学良、蒋经国、蒋纬国等。
新中国建立后，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贵阳，都下榻于此，他们中包括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
1960年4至5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东南亚14国，中途的4月30日至5月4日，曾回国在花溪作短暂休息，同样于西舍下榻。虽说是休息，可周总理到花溪不久，就步行到花溪区委区政府，与区领导一起研究花溪的发展规划。次日，又顶着烈日，参加了在六广门体育场举办的“贵阳市各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及群众游行等一系列活动。
要说总理此期间真正的放松休息，那可能就是和邓颖超一起在西舍的河面上，划了一会儿木船。在西舍院内临河坎处，今立有一块约30厘米高的小石碑，写有“周总理邓颖超划船处”几个字。
在贵阳，总理挥毫写下了给贵州各族人民的题词：“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那么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
陈毅元帅在花溪西舍住的时间稍长，留下的诗作也最多，共7首，总题为《花溪杂咏》。其中最为人们吟诵的有两首，一是：
花溪棋亭位山腰，多人聚此费推敲。
劝君让他先一着，后发制人棋更高。
“棋亭”原作“旗亭”，花溪公园内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景点。这首诗显然是一首哲理诗，大师刘海粟以“精彩的绝句”5字评价之。
另一首更是脍炙人口：
真山真水到处是，花溪布局更天然。
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
在贵阳，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几十年来，有关介绍花溪的文字，几乎都必引用这首诗。
西舍院内现竖有周恩来、邓颖超的塑像，二楼陈列有周总理当年在贵阳市内及花溪活动的照片，供人们瞻仰。
西舍附近有一幢小巧别致的建筑物是东舍，也叫“憩园”。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知名人士路经贵阳时，都来这里游览过。这“小憩”便是巴金和他夫人萧珊，1944年结婚度蜜月时小住过的地方。当年，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客栈，只能借宿，不供应饭食，巴金和萧珊常常往返于“小憩”和花溪镇之间。就在这里，巴金写下了他的著名小说《憩园》。书名来源，也许便与“憩园”这个地名有关。如今在这里设了间展室，存放着巴金夫妇珍贵的历史照片。也许在巴金夫妇眼里的花溪之美，是“爱在山水之间”。
2000年1月7日，花溪区人民政府将“憩园”公布为花溪区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