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寻·城迹——走进爽爽的贵阳·惬意的天堂（探秘贵阳地名）》
编者：韦鸿宁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2534-7
高家花园传奇
吴世祥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亦即贵阳赫赫有名的高家花园，倘若现在要一探它的全貌，那只能在记忆中去寻访了。现在常被一些人滥用的美轮美奂一词，用于曾经的高家花园，就真再恰当不过。这座高家花园，又被贵阳人称为高公馆的宏大建筑，前临文笔街，后为忠烈路，从文笔街1号到6号，共占地10余万平方尺。走进这座鸟语花香的大花园，我们也就走进了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贵阳新添寨镇北衙村的秋天。
那是北衙村喜庆的一天。秋阳高照，满坝金黄，微风习习，空气中弥漫着等待收割的稻谷的清香。一个差人骑着马高举着喜报从贵阳府跑来了，他一路跑一路喊：“喜报喜报，高廷瑶老爷高中解元！喜报喜报，高廷瑶老爷高中解元！”
但遗憾得很，与我们在小说中常见的场景实在不同。解元者，乡试的第一名也。想那范进不过中了个乡试的第七名，邻居们便巴结得不得了，马上就有送酒来的，背米来的，捉了鸡来的，好不热闹。但我们这位报喜的差人，高叫着跑遍了北衙村，居然就没找到这位高中乡试第一名的高廷瑶老爷！本想讨口喜酒喝，并多少得到些赏钱的报喜差人，于心不甘又无可奈何，不得已，只好这张解元喜报贴在了村边的一座小桥上，无精打彩地回府了。
那么，一夜之间便升格为“老爷”的高廷瑶在哪里呢？原来，出身农家、年已27岁的高廷瑶，当喜报进村时，他正在自己的田里忙活路！
虽然高廷瑶高中解元的喜报进村时没有出现热烈的场面，高廷瑶更没有像范进那般“‘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但高廷瑶中举，仍不可避免地是当地的一件大事，更是高家的一件大事。那贴上了中举喜报的小桥，从此得名“解元桥”，可见当地人并不小看这件事;而高家自然是出现了历史的转折，从此由农耕人家，演变为官宦地主之家。
高廷瑶高中解元后，可惜仕途并不顺畅，四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按清朝制度，举人三次以上会试不中者，可以挑取其一等的，任命为知县；二等的为教谕职务，这个制度称做“大挑”。嘉庆七年（1802年），高廷瑶以大挑出任安徽省庐州通判。通判是州府的副长官，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高廷瑶政声不错。然俗语云：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高廷瑶为官后，身家大涨，自然不便再居新添寨镇北衙村了，于是，已经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租子的高廷瑶，来到省府贵阳，在一处原名大坝子的地方买下一块地，修起了高家花园即高公馆。这座豪宅，前门文笔街，后门忠烈街，右邻邬家巷，左自文明路至忠烈街，全属高家范围，有大小厅房六十余间。且不说其房屋的美轮美奂了，有人描述其花园景观：燕子、黄莺、画眉、喜鹊飞翔其中。廊中陈设幽雅，置有石桌藤椅，宜于琴棋书画。花园一年四季开满各种花卉，海棠、石榴、月季、芙蓉、芍药、蔷薇，红绿相衬，娇艳欲滴；葡萄、玫瑰、菊花、兰草、绣球，繁花绽放，姹紫嫣红……原名大坝子太土，显然与这豪宅不般配了，于是，此处更名为富有解元色彩的“文笔街”。
当历史翻到20世纪30年代时，赫赫有名的高家花园，又出现了历史的大转折。
20世纪30年代，抗战在即，高家大少爷高言志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33年，中共党员林青、缪正元从上海回到贵州开展建党工作。1934年林、缪二人和秦天真、熊蕴竹、肖世铣、葛发祥从毕节来到贵阳，和高言志取得联系，开展起革命工作。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林青到遵义向党中央负责地方工作部的领导人罗迈（即李维汉）汇报了贵州的革命工作情况后，经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而活动地点，就选在富丽堂皇的“高家花园”内。这里房屋多，进出隐蔽，实在是地下党活动的理想之地。也许当时贵州的当权者们做梦也没想到，一座旧官宦之家的大公馆，竟成了贵州地下党指挥机关的所在地，这便是高家花园的传奇。
“高家花园”作为历史的见证，既记载了高氏家族的宦海史，更记载了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中共贵阳市委在高家花园旧址召开了纪念会，曾任贵阳市市长的秦天真致词道：“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30年代，得到高可亭乡绅的默许和支持，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投身革命，如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锜等。”这应该是党对高家及高家花园的历史评价。
现在的高家花园，虽已面目全非，然而，高家花园传奇，当会永世留传。
书名：《寻·城迹：贵阳建筑与贵阳人文》
编者：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8-2061-8
华氏家族与大觉精舍
大觉精舍俗称华家阁楼，位于贵阳市电台街116号，1981年经贵阳市政府批准被列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贵州省人民政府2006年6月6日公布为第四批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初年，经过祖辈几代的艰辛创业，贵阳著名实业家、曾为贵州发展做出贡献、时任贵州省财政司司长的贵州巨商——华之鸿，在商界和政界搏杀20多年后，面对战乱的时局，民不聊生的社会，眼看着自己日渐衰微的家业，加之政治斗争的失败，他彻底绝望，于是辞去司长职务，拜天曦法师为宗师，潜心佛学，云集和尚于朱家塘宅第讲经传教，后购得佛教经典著作《碛砂大藏经》一部及佛教书籍数百种，因朱家塘宅第太小，不能容纳，于是决心修建佛阁藏经，并取名叫“大觉精舍”。
该阁楼创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占地面积约5300平方米。主要建筑为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木结构阁楼，坐东向西，高约25米，底层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均为10.07米，各层出檐深远，翼角起翘特高，每条垂脊均呈和谐的曲线，从下到上按比例逐层迭缩，各层檐下均有雕刻精细的花柱和雕花斜撑，所有翼角上都雕塑有精美的纹锦，底层四个檐角下塑有栩栩如生的倒立狮撑拱，明间和次间的栏额浮雕有二龙戏珠和龙凤朝阳图案，门窗花心均为万字格和梵文组成，柱基及月台的望柱、栏板均有浮雕或透雕花纹图案，整座阁楼典雅端庄，宏伟而华丽。主楼由于地势较高，登楼与东山遥遥相望，还可以俯瞰全城，主楼为藏经楼，左右配有对称厢楼，以曲栏回廊贯通，形成气势雄伟错落有致的完整古建筑群，中庭栽有桂花等各式各样花卉，环境典雅清幽，舒适宜人，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大觉精舍虽建设较晚，但完全是按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修造的，它是贵阳近代木构建筑的典范。虽系砖木结构，但质量极为考究，门、窗、梁、柱全是梓木。修建之初，特聘请四川一名姓严的木工师傅为掌墨师，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都叫他严麻子，修建前并没有绘图，只是随手制成高1米左右的模型一个，看上去极其美观。一经建成，挺拔秀丽，与其东面之文昌阁及南面之王伯群家欧式楼房交相辉映，被誉为贵阳城之奇观美景。阁楼主体所需的四根大柱，长二三十米，派人到全省各县找寻合格的梓木树，花费许多资金。
“大觉精舍”四字系华之鸿到处托人请当时大书法家郑孝胥书写，出资白银800两，待阁楼建成安置好藏经后，因为军阀混战，阁名还没有来得及刻，已书好的四字竟然遗失了，所以至今该阁楼仍没有“大觉精舍”的匾额，以至于对是“大觉精舍”还是“大觉经舍”存有争议。因是华家修建且建成后好长一段时间为华家使用，所以贵阳市民都称它为“华家阁楼”。
建成后的大觉精舍，祀奉有弥勒、观音、文殊、普贤等多尊佛像，在没有塑佛像前就请到铸钟工匠铸有约2米高的大铁钟一只，上面刻有佛经中的《心经》全文，该钟总共铸两次，第一次失败，第二次请到一位技术较高明的钟匠铸成。
大觉精舍落成后，天曦法师仍为住持，此人佛理精深，修持严谨，从其学习教义者众多，华之鸿的长女、季子均依天曦披剃，华之鸿本人及夫人寇氏亦为天曦弟子。精舍内常住有和尚二三十人，最多时达60人之多，一切生活所需均由华家供给，精舍内还有佛经流通处，藏书一万余册，佛教著名居士高鹤年说：“西南诸省佛经流通处，均不及大觉精舍藏书之富。”民国期间，精舍曾一度成为贵阳的佛教中心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2米高的大钟被打碎，藏经楼内的经书，据说被转移至东山寺保存，后来东山寺被拆毁，国内稀少的《碛砂大藏经》和寺内经书在这次浩劫中，全部遭到焚毁。
大觉精舍初期为兴建者华家管理使用，新中国成立前后，广播电台设此，曾用藏经楼底层及南侧厢房办公和播音。20世纪60年代后期还请北京的专业古建队对阁楼等进行过全面维修。电台迁走后，又为文化教育部门使用，保护较好。1998年贵阳市工人文化宫、计生委等暂迁入过渡办公。
书名：《贵山之阳 城市过往：寻访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编者：白凤
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3794-4
高廷瑶：高氏廷瑶 折狱高手
酷爱侦探小说的我，最喜欢的贵阳历史人物，是高廷瑶。
乌当区新添寨步行商业街，热闹的德克士前，一尊人物塑像站立在此，正面对着新添大道的车水马龙，背后是安宁祥和的休憩区。
塑像人物身穿清代官服，头戴顶戴花翎，手捋长须，神态安详，浓眉大眼，一脸正气。从人物脚下石墩刻字上可以看出，这尊塑像就是高廷瑶。
高廷瑶，字青书，又字雪庐，清朝贵州贵筑县人。他的家族在北衙一带已经开始了买田置地，累积财富。乾隆五十一年，高廷瑶考中举人后以为仕途一帆风顺，未想却多次名落孙山，止步举人。嘉庆七年（1802），此前参加镇压青苗叛乱的高廷瑶终于等到了为官机会，先后被选授安徽庐州通判，调凤阳通判，升凤阳同知、平乐知府。后调广东肇庆、广州府，署肇罗道。
那时候的地方官员，不仅肩负行政管理权力，还得顺带公检法的功能。高廷瑶为官期间，他的政绩倒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成绩单,但却因判案公正，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在刑侦技术手段落后的古代，获得证据让逻辑链成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廷瑶也并非有被夸张放大的大宋提刑官的手段，他的方式更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是从细微处洞察事情真相，从常情常理出发还人以清白，以事实为依据是非分明，公正判案，明察秋毫。
在高廷瑶留给后世的《宦游纪略》中就记录了不少他曾经办理的案件，时隔两百年，这些案件如今读来，对于侦探小说迷们来说，也是十分精彩的悬疑小说。
其中有个案件发生在安徽六安。
一家族中堂兄弟斗殴，一人死。死者妻子跪呈一根扁担，指控当时斗殴时行凶者有帮凶，帮凶用扁担打被害者，造成了被打者死亡。高廷瑶仔细检验了尸体，在死者身上发现了拳脚打伤的痕迹，并在腹部致命位置发现脚踢痕迹，但并未发现有扁担所打的痕迹，觉得事有蹊跷。在左右询问后，死者妻子才说明真相，是叔父教她如此说。
明白是有人利用死者家属来诬告他人，高廷瑶立刻叫“叔父”出来，询问之后此人一口咬定当时是有帮凶，并是用扁担打死了死者。
高廷瑶立刻叫衙役把“叔父”按倒在地上褪下外裤，喝令衙役用呈上的那根扁担朝“叔父”大腿上狠打一下，留下长条伤痕，高廷瑶指着那伤痕对死者妻子说：“看见了吗？这是扁担打的痕迹，你丈夫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伤痕？”死者妻子说：“没有。”高廷瑶又下令，把扁担侧过来，用侧面狠打一下，又指着伤痕问死者妻子：“这样的扁担侧击的痕迹在你丈夫身上有没有？”那死者妻子说：“没有。”
高廷瑶就这样打一下，问一下，连打了二十多下，“叔父”连连求饶，高廷瑶问：“你为什么要唆使侄媳来诬告？”死者的叔父无奈，只好承认平时与行凶人的哥哥有矛盾，想借此机会报复，便诬其为帮凶。
有事实基础，再利用聪明的审讯手法，高廷瑶查清了案情真相，避免了因私仇卷入无辜者。
清人胡文炳所辑的《折狱龟鉴补》记录范寿子一案，也是高廷瑶为含冤者洗脱罪名的。
该案中，安徽颖州府霍邱县发生命案，民妇范顾氏商同奸夫杨三等谋杀亲夫烧尸灭迹，本来被知县定案“钉子钉板板”，后被当时安徽提刑按察使委托高廷瑶太守复审。高通过“死者”死前行踪，再推断犯人对于“杀人后肢解煮肉骨”的供词时间上存在问题，接下来查到“死者”死后还曾经出现别处，最后为几位差点被屈打成招的犯人找回清白。
指纹、血型、DNA，现代科技的发达为刑侦破案提供了太多便利，但仍难免冤假错案。技术上的粗糙简陋、手段局限或许并不是判错案的主要原因，判案者的疏忽和纰漏，甚至是有意为之，才是每个时代冤假错案最大推手。
或许高廷瑶并非无所不能的波洛，但对于决定别人生死的判案，他保持的严谨和公正却永远值得世人警醒。
他说，“办事谁能无过，然决不可讳过；如有误即为更正，自不致别生枝节；倘饰这文非，使人民含冤终身莫白，自问此心何呼？”深以为然。
华家父子：大觉精舍文通书局
贵阳电台街与文笔街的丁字路口，有一古式大门正面开着，正门门额有一匾上刻四字：大觉精舍。门的一边立着石碑，写明此处“身份”：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所谓精舍，除了学舍书斋之外，一般指修行者修炼居住之所，大多都具有中国园林设计之精髓。大觉精舍虽不十分大，在建筑风格和园林设计上却有多处亮点。
进门正对位置稍高，是四面围廊方形建筑，遮住舍中心地带，左右两侧均有进入其内的阶梯。进入其中，便是一片较大的庭院，中间位置为五层阁楼，高约三十米，八角翘起，每层均有窗户，镂空雕花，精致有余，现为钱币博物馆。阁楼前为庭院，有左右楼房对称，回廊、弯拐木梯，上下相通，整体看上去恢宏又结实。角落位置都有厢房。
庭院多处曲径通幽，颇有妙处，石墩石雕，多见腐蚀，更加有历史沧桑之感。
在院落一角，有一块石碑，应为被省保文物石碑替代下的市级文保石碑，上面刻字为“华家阁楼”，这是此处的另一个身份。
大觉精舍，在贵阳俗称为华家阁楼，是20世纪贵阳商人华之鸿的私家供奉禅院。
华家，何种身份？贵阳人说起大家族故事时常说“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指的是高家一族田产丰富，唐家顶子是说唐家人为官者多，而华家的银子，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出，华家乃是家产富庶，在“实业救国”的社会背景下出了几代杰出的实业家。
华之鸿，字延厘（延仪），汉族，祖籍江西临川，1871年生子贵阳。1896年由副贡生选授仁怀厅儒学训导，1902年弃官回到贵阳。从1905年到1907年创办贵州通省中学堂，办校办报，还是宪政预备会发起人和重要资助人。1913年，任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1917年，退出政界专营商业。华家设于茅台的成义酒厂，华之鸿着力扩大其生产，之后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扬名中外，华之鸿作用巨大。
实干华之鸿同样注重内心修行。1923年，华之鸿建大觉精舍。因战乱时局，华家并未移居入内。本来作为私家禅院的大觉精舍，抗战时期，贵州创立广播电台租用了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楼房为办公室及播音室，所以这一带至今名为“电台街”。
银子多，豪宅气派，除此之外，华之鸿在时局下，有当时实业家们最明显的特质：开拓进取，冲浪商海，渴望实业强国，干实事，并力图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共同进步。
从1898年开始，华之鸿就着手创办书局。在他的委托之下，遵义人田庆霖数次率队远赴日本，采购铅印书籍全套设备，聘请日本技工到贵阳。贵州处西南内陆，山高水远，运送设备艰难，耗时数年，人工成本更是巨大；华之鸿想要创办的是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的“民国”民营出版机构，因“文以载道，通达心灵”，遂取名为文通书局。1911年，文通书局正式开张营业，地址就在贵阳王家巷，印刷的第一本书，是贵州人、西南巨儒之郑珍编著的《播雅》。
1932年，一生拼搏、开拓进取的华之鸿去世，华问渠子承父业，继续经营文通书局。此时的文通书局，已经先后在贵阳、重庆、昆明、成都、上海、长沙、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推销各种书刊。很快名气远播，是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之一。
1937年之后，受战事影响，大量人才涌进贵州避难，一些大学也迁到贵州，文通书局借此机会大量引进人才，在敌后方源源不断生产好书。当时的马宗荣、谢六逸等等都是文通书局的编辑。华问渠为扩大出版业务，在风雨飘摇中甚至变卖其他家当，全力投入文通书局。
加之历史原因造就人才聚集，企业家的投入，文通书局繁荣一时，“出厂”不少好书：如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马宗荣《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卢冀野《黔游心影》、张世禄《中国文字学》、萧一山《中国通史》（上）等；其中系统地出版了世界名著、地方文献、中小学教科书、各种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
历史变迁，文通书局消失在历史烟雾中，华家父子在特殊历史时期，敢为人先、踏实干事，渴望改变地方文化经济现状，演绎的是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精彩故事。
而如今的勇烈路，已经不叫王家巷，曾经就在此处的文通书局也早就消失。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红色旧址丨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82年2月（第一批）
年代/1934年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文笔街6号
在贵阳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组建与活动开展，始于1934年。1933年，中共党员林青、缪正元从上海回到贵州毕节开展建党工作。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活动的发展，第二年，林青、缪正元，以及秦天真、熊蕴竹、肖世铣、葛发祥从毕节来到省城贵阳，与高言志、尹素坚等取得了联系，共产党人开始在贵阳展开活动，革命的力量不断融合发展。
1934年9月，中共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成立，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肖仕铣、王石安、赵促成九人组成，任务是发展革命力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培育进步青年。这一时期，千方百计地找到党的上级组织，是贵州中共地下党人最急迫的任务。
1935年1月，转战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占领遵义。林青赶赴遵义，向党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罗迈）汇报了贵州地下党人的工作。李维汉代表党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批准组建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这是我们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唯一批准建立的省级党组织。
1935年3月，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从遵义到贵阳，传达了中央对贵州地下党的指示，要求贵州地下党组织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与川黔的斗争相联结、相呼应，牵制滇军活动，减轻红军的压力。
按党中央和省工委指示，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积极活动：黄大陆通过种种关系，在赤水军阀候之担处，得到了贵州军事详图；缪正元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国民党密电码本；邓止戈掌握了敌人飞机联络符号，及国民党部队头面人物的通讯代号……这些重要情报，省工委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送交红军指挥机关，对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转战，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位于贵阳市云岩区文笔街原9号的“高家花园”内。高氏是贵阳望族，声名显赫，“高家花园”是高氏家族的大公馆。这给省工委的活动开展提供了掩护。
“高家花园”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占地面积1250平方米，大小房屋近百间。整个建筑为四进四院的五套院落，各院落间有门互通，又单独成为互不干扰的居住体。院内有池塘、水榭、假山，遍植树木花草。楼台亭阁中有“怡怡楼”“楼外楼”“孔雀亭”等。“怡怡楼”是有名的私人藏书楼，藏书达5万册。
高家“言”字辈长子高言志，接受进步思想，毅然投身革命。他利用家庭特殊的社会关系，为党工作，把高家花园作为省工委秘密机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处所。
党组织以高家花园为掩护，将其作为贵州省革命活动的指挥中心，在怡怡楼和楼外楼秘密存放、制作重要文件和书刊等；接待来筑联系工作的上级来人；作为省工委领导人的秘密居所；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如“贵州学生救国会”的成立会议、营救被捕人员会议等。
1981年，高家花园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楼外楼经修复后定为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1997年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进行了二期改扩建工程。
今天，在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内，举办有《中共贵州省工委斗争纪略展》。展览共六个部分：序厅主要概括介绍整个展览的内容；第一部分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立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情况；第二部分反映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省各地积极开展早期革命活动的情况；第三部分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省工委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第四部分反映省工委组织开展地下斗争、积极迎接解放的情况；第五部分展示了在党领导下，贵州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共铸“中国梦”的情况。
祠堂会馆丨大觉精舍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06年6月（第四批）
年代/民国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电台街188号
离开位于老东门城墙上的文昌阁，沿着弯弯曲曲的电台街往北行，仅几分钟就会来到一飞檐斗拱、巍然屹立的古式阁楼前，这就是俗称华家阁楼的大觉精舍。
大觉精舍建于1924年，兴建者为清末民初贵州著名的企业家华之鸿，故民间一直将其称作华家阁楼。
华之鸿（1871年—1934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中过秀才，做过贡生，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继承家族产业，经营盐业盐务，颇为成功，一度在全省城乡各地增开了数百家专营盐号。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斗争中，他出任过贵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财政司司长、贵州银行总理等职。
他投资扩大了在茅台的成义烧坊，生产的茅台酒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鸣惊人，荣膺金奖，成为世界名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创办了文通书局。贵阳文通书局曾是西南最大的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并称中国七大书局，在上海、广州、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均开有分局。
1941年，华之鸿抓住国内大批科技文化教育界人士西迁贵州的机会，聘请知名学者马宗荣、谢六逸出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和副所长，主持书局编务大事。文通书局此举，不仅在大后方汇聚了学术界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也抢救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专著，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文通书局先后出版了《大学丛书》和物理、化学、医学、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400多部，学术水平极高，得到业内公认。在文化艺术类作品出版方面，文通书局相继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巴尔扎克全集》《西洋戏剧史》、茅盾编的《近代短篇小说选》等一大批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
由谢六逸任主编、文通书局出版的《文讯》，是抗战期间最具全国性影响的文学艺术刊物。
文通书局还抢救了许多几近湮没的文化古籍，如贵州晚清在全国有影响的词人章永康，33岁时不幸死于战乱，作品散失殆尽。幸得著名外交家、文学家黎庶昌收集到了部分作品。文通书局在黎庶昌收集的基础上，编辑成《瑟庐诗稿》和《海栗楼词》等，于1936年予以刊印，使其能流传至今。
文通书局还与京沪等地签订协议，使得国内各类图书仪器，能够及时运来贵州销售。文通书局开办41年，出版各种图书500余种。文通书局对贵州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巨大。
文通书局还招收妇女进场，学习装订技术，这是贵州女性进入现代工业之始。
华之鸿在全省多地捐资创办学校，其中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亦即今天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
华之鸿在商界和政界搏杀20多年后，面对军阀混战的时局、民不聊生的社会，眼看着自己日渐衰微的家业，加之政治斗争的失败，终于彻底绝望，于是辞去各职，潜心学佛，云集和尚于朱家塘宅第，讲经传教。后购得佛教经典著作《碛砂大藏经》部及佛教书籍数百种，因朱家塘宅第太小，不能容纳，于是决心修建佛阁藏经，并取名叫“大觉精舍”。当时天台宗名僧天曦法师云游至黔，华之鸿聘天曦法师为精舍住持。精舍内经常住僧约30余人，多时达60人左右，生活所需，全由华家供给，一时间成了贵阳学佛、拜佛的中心。华之鸿及夫人寇氏拜天曦为师、长女和季子依天曦披剃。天曦圆寂后，先后由昌明、寄生、怀一法师为大觉精舍住持。
1934年华之鸿病逝于贵阳。
大觉精舍系一座仿古式佛楼建筑，占地5300余平方米，整体为四合院布局。大觉精舍主楼占地近200平方米，高约25米。楼分5层，为中国传统的“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木结构阁楼”，与老东门城墙上的文昌阁遥相呼应。它大门雕花，八角翘檐，风铃叮当，八面开窗，雕梁画栋，橙瓦朱甍，自成一景。楼内供奉有佛像多尊。院内还有二层的藏经楼等建筑，青瓦红柱，回廊相连，竹丛树影，假山点缀，曲径通幽。白棉石的堡坎、台阶、花台和鱼池和护栏，更增添了整个院落的雅致。大觉精舍内供奉有弥勒、观音、文殊等多尊佛像。阁内藏书达一万余册，佛教界著名居士高鹤年评论说：“西南诸省佛经流通处，均不及大觉精舍藏书之富。”故民国期间，大觉精舍一度成为贵阳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大觉精舍所在地的老地名叫大坝子，紧靠城墙，故地势很高，登其上可观贵阳城全貌。
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事需要，云贵川均建立大功率的广播电台。贵州广播电台于1938年筹建，次年元旦开始播音。电台的办公室、发音室（播音室）等，就设在大觉精舍内。后为避日机轰炸，电台部分发射设备迁往当时还是郊外的半边街，但发音室则一直在大觉精舍内。电台街得名也由此而来。1978年，贵阳市图书馆成立，最初的馆址也就设在大觉精舍内。
华家还分别在开阳和息烽建了公馆，主要是照看祖坟、管理田土及开展贸易。位于息烽的公馆叫底寨华氏四合院，为县级文保单位。
底寨华氏四合院在息烽底寨柏香山西北磨脑。坐西向东，建筑时间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是典型的晚清四合院建筑。现存华家公馆分上下厅，中间是天井，青石铺地，两边厢房，清幽古朴。
华之鸿22岁之前，经常来往底寨、四川、遵义与贵阳之间，知道底寨是个不寻常之地：一是人杰地灵，遂娶翰林之家寇秉钧之孙女为妻。二是交通便利，当初，华之鸿家运盐并运华茅酒到贵阳等地销售，都得通过底寨驿，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奖的茅台也是通过底寨运输到国外。文通书局开办初期，在日本采购的机器从长江运到重庆，通过人抬，途经底寨方抵达贵阳。三是风水宝地，于是买下底寨田坝的田土和柏香山山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华之鸿母亲萧氏病故安葬于底寨柏香山。
华家以自己公馆为据点，在底寨办了不少实事。在柏香山种植柏树并加强管理。今天柏香山满山苍翠的柏香树就是那时所栽。这些上百年的柏木树已属于“古树”了。华家还组织工人维修底寨到西望山和到贵阳的石板路，新修了一条柏香山到文安的石板路。派管家王子俊疏通柏香山西北的河道，并且改建位于萧氏坟墓前面的河沟，避免了水害。还在棉花土、高山冲养山蚕，在大寨建桑园一个，种植大桑树叶，养家蚕收蚕剿丝。在改修柏香山西北河道后，沿河种柳树几百株，一直沿路种到文阁。还在柏香山南瓦窑一带种植漆树七亩，由佃客收割生漆。华家当时在底寨种植烤烟50亩，请遵义团溪和白云沙子哨工人进行田间管理并烘烟，烘房建在公馆前面，烟叶烘好后运输到贵阳。这些都带动了底寨种、养殖业的发展。
书名：《贵阳名胜古迹》第一卷
编者：王春雷主编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ISBN：978-7-80236-532-2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82年2月 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年代/近代 地址/云岩区忠烈街
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贵州便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支、罗甸蛮瓦支部和毕节支部。毕节支部由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1934年，毕节支部扩大活动范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贵阳，在贵阳高中、男师、女师、达德等学校开展工作，发展组织。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同志前往遵义，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组成“九人工委”，林青任工委书记。省工委建立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凯里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支援红军，并成立军事领导小组，在安顺及黔东南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发动和领导贵州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设在大坝子的高家花园，即现在的文笔街9号，贵阳二中对面。高家原住贵筑县北衙乡，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高廷瑶中贵州乡试第一名，举家迁到贵阳，在大坝子修建解元府。这是一个四进五套院的深宅大院，有近百个房间和一个大花园，花园中林木苍翠，有池塘、花圃、水榭和怡怡楼、楼外楼、孔雀亭等建筑，环境清幽，人称“高家花园”。因高家子弟高言志等投身革命，为共产党提供隐蔽和秘密活动地点，于是将中共贵州省工委设在高家花园。高家是贵阳的名门望族，在贵阳广有田土，素有“高家谷子”之说，地方官员都敬畏三分，一般人都不敢轻易进入大宅院，所以把省工委设在这里比较安全。恰怡院是高家尘封多年藏书楼，工委领导人常住这座楼中，在这里刻印宣传品，秘密保存文件和革命书刊。楼外楼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集会的地方，许多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并成为党员宣誓的会场。
上世纪50年代初，高家花园大部分拆毁，改作职工宿舍。1981年被认定为中共贵州工委旧址并公布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升格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公布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阳市委、市政府拨款重修，新建门廊和展厅，展厅分为序厅、红流厅、热血厅、燎原厅、光明厅、革命烈士纪念厅六个部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活动史略。红流厅反映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红军长征和革命根据地建立。热血厅反映省工委建立后的革命活动及林青英勇就义。燎原厅反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及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士的迫害。光明厅反映贵阳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革命烈士纪念厅陈列72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
大觉精舍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06年6月 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年代/1924年 地址/云岩区电台街
来到贵阳城东，远远便看见一座高高耸起的阁楼，那就是大觉精舍，俗称华家阁楼。这座阁楼大约有25米高，又建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从文笔街走去一直爬坡，到了电台街口，还须再上两次石阶才到阁楼下，所以特别醒目，在视觉上给人以巍峨之感。它与王伯群故居遥相对峙，一中一西，形成鲜明对比。看去好像是一个古建筑，其实，它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才修建的，至今只有86年历史，是民国年间的一个仿古建筑。在一般人心目中，阁楼多是道家建造，如来仙阁、文昌阁、皇经阁、三元宫之类，可这“大觉精舍”的名称，却又分明是佛家的场所，有丛林、禅院等。它实际上是一座供佛颂经的阁楼，但又不同于一般佛寺，而是华家私人修建的。这里似乎有许多不解之谜，要揭开谜底，必须从华家说起，从华之鸿的身世说起。
华家是贵阳的望族，是贵州最大的盐商，靠经营盐号积累大量财富，因为钱多而称“华家银子”。华家原住遵义团溪，华联辉发富以后才迁到贵阳，他死后把家产传给他的儿子华之鸿。华之鸿，字延厘，又字延仪，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经商的同时，又努力读书，中过举人，当过仁怀厅儒学训导，是一个儒商。他认为“钱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把钱用在有益社会的事业上，创办了茅台的“成义烧房”（俗称“华
茅”），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和永丰抄纸厂（俗称“华家纸厂”），还捐资办了好些学校。他接受了维新思想，与唐尔镰、任可澄等组织“贵州宪政预备会”，辛亥革命后任“贵州大汉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后又任贵州都督府财政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但辛亥以后，贵州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党派纷争，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于是皈依佛门，建起了这座“大觉精舍”，闭门学佛读经，不问政事，把家业交给他的儿子华问渠。
阁楼建在占地5300平方米的华家大宅院里，它是一座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阁楼，全为木结构。底层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0米。各层的出檐较深，翼角高高翘起，每条垂脊均为和谐的曲线，从下到上逐渐向内收缩，造成很好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底层四个檐角下塑有倒立的狮撑拱，以上各层檐下均有精雕细刻的花柱和雕花斜撑，翼角上纹饰精美，门窗花心由万字格和梵文组成，栏额有二龙戏珠和龙凤朝阳图案，栏板有浮雕或透雕花纹，端庄、典雅、宏伟。
大院是一个由阁楼、经楼、厢房、对厅组成的四合院。房屋为砖木结构，一楼一底，歇山顶，设有外廊。与阁楼相对的主楼为藏经楼都设有回廊，有木栏杆，木楼梯从侧面上下，藏有大量佛经。两边的厢房对称，以曲栏回廊贯通。中庭栽有桂花树及各种花卉，环境清幽、典雅，布局和建筑基本保持传统豪宅的样式。但又在中式建筑中融入了某些西式建筑的元素，墙体厚，空间高，门窗上做半圆形拱券，安装花玻璃窗和半玻门。
阁楼建成后，内供弥勒、观音、文殊、普贤多尊佛像，请天曦法师主持，华之鸿及夫人寇氏拜天曦为师，长女和季子依天曦披剃，常住的和尚二三十人，最多时达六十余人，一时间成了贵阳学佛、拜佛的中心。这里藏经极富，有人认为“西南诸省佛经流通处，均不及大觉精舍藏书之富”。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1939年成立贵阳广播电台，台址设在华家阁楼。这不仅是贵州有广播之始，而且在当时是仅次于中央台、国际台、昆明台的第四大台，可向西南、东南沿海城市及东南亚播送，使用国语、沪语、粤话及外语，责阳城区有300多台收音机。因广播电台设在这里，原先的万寿寺巷、大树脚街便改名为电台街。
1949年后，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仍设在这里，电台迁走后，由贵阳市文物局文昌阁景区管理处管理维护。
（华家阁楼由贵州省近代重要人物华之鸿投资兴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大觉精舍占地5300平方米，主要建筑为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木结构阁楼（底层为四角），高25米、占地约160平方米，坐东向西，与阁楼相对有藏经楼及两厢，均为两层木结构建筑，以曲栏回廊上下连通。整个建筑群造型别致，设计精巧，工艺水平很高，为我市近代最为优秀的木结构建筑群，1981年5月20日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3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09399-8
电台街上的“华家阁楼”
李祥泰
如果你从省府路往上向东行走，超不过百米之地就有两个街道紧紧相连着，这两条街就是贵阳人最熟悉不过的文笔街与电台街。
民国初年，人们都把文笔街与电台街的周围统称为“大坝子”。尽管以当时的环境情况来讲，大坝子这个地方处于城边较为偏僻，可恰恰就在大坝子这个偏僻之处，民国初年就居住着贵阳最出名的“华、唐、高、朱四大家族”。而且每一家族都在大坝子这个地方修建宏伟华丽的私家庭院和花园。其中最出名、最具特色的当数唐家花园和高家花园。然而华家阁楼则与唐、高两家花园不同，它是以居高的地势而修建成的一座高耸的阁楼。这“四大家族”的声望有着不同的特征和社会代表性。华家在商界发展最快，名声也最大；唐家则是清代在朝中为官者多而出名；高家以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庄园而出名；朱家则以朱射斗曾被皇帝御赐“勇烈公”封号而出名，后因家道中落而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所以，原本民间流传概括“四大家族”的形象比喻就只剩三家了，即“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
华家的阁楼实际其俗称是大觉精舍。约占地15亩，阁楼的中心建筑为五层佛阁、阁高30米，八角翘檐、八面开窗，层层上涌，欲有直入凌霄之势。因为当时的贵阳几乎没有什么高大建筑，华家阁楼修建的地势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其几十米的层高，故而只要站立在阁楼顶层便可眺望整个贵阳的全景。华家阁楼不仅以“高”而出名，其周围的布局也相当讲究。阁前为庭院，左右楼房对称匹配。藏经楼四周绿荫环绕，假山相拥，檐牙高耸，环境清幽。还有回廊与左右厢房上下相通，可谓造型奇妙，结构端庄。
华家阁楼是主人华之鸿为供奉佛祖而修建的私家禅院，由此可见华家当时的财富非同一般。
这幢阁楼始建于民国12年（1933年），在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创办广播电台时曾向华家租用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房为办公室和播音室，正因为贵州广播电台曾设立于此，影响极大，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里叫做“电台街”了。
贵阳解放后，华家阁楼由贵阳市人民政府接管，市教育局、市文化局、市图书馆曾把这里作为办公所在地。到了上世纪60年代，政府在对楼房进行维修时不但重新用油漆粉饰，而且还将屋顶的小青瓦全部更换成了琉璃瓦。经过此次修缮，这幢阁楼更显庄严典雅了。1981年5月20日华家阁楼被列为我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高家花园
刘福林
高家花园坐落在文笔街原9号，现贵阳二中对面，是一片由十多个院落组成的高氏家族大院深宅，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左邻邬家巷，右至文明路，后门正对忠烈街，纵横方圆数百平方米。主要建筑有高氏家族大公馆、楼外楼、怡怡楼、廊房、花园、通道等设施。楼外楼是家族聚会、娱乐、内外交流场所。怡怡楼是家族一个大藏书搂，楼上楼下全是书库及阅览场所，壁立的书柜书架摆满了书籍及时尚图书。院内房屋布局复杂特殊，通道纵横交错，外人难于弄清脉络，易入迷途。解放前，居住其中的高氏家族有140多人。家族团结、富有、显赫、社会地位高，与官僚阶层、社会名流、商界巨子交往深广，关系密切，各界人士一般不敢轻易得罪。人们将此大院称作“高家花园”。
上述这些特点，加之族中各房分支旁杂，各有其社会交往，进出大院的有些人，院内各房互不相识，高氏家族中也有对社会不满的进步人士，这就给秘密组织进行社会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于是“高家花园”便成了早期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
1932年，贵州最早的革命者林青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林青与另一位共产党员缪正元回到贵州毕节开展革命活动和党建工作，发展了秦天真同志人党。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秦天真与另几名共产党员熊蕴竹、肖世铣、葛发祥等在毕节成立了党支部，林青任党支部书记。同年，上述同志来到贵阳，与贵阳的革命人士高言志、尹素坚等取得了联系，为贵阳的革命活动和贵州的党组织建设打下了基础。林青、秦天真起初就隐蔽在“高家花园”的楼外楼。这年9月，林青、秦天真及缪正元、李余生、高言志等同志还在这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对分头去各县联络进步青年作了分工。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赶到遵义；会见了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使贵州地下党活动得到了中央承认，同时成立了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任书记并兼任遵义县县委书记。当时的革命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多是在街头和其他隐蔽之处接洽联络，随着地下党组织的扩大，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开展活动。他们便选定了文笔街9号“高家花园”，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活动地点就定在这里。
从此，“高家花园”成了贵州地下党组织召开重要会议，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1937年6月，全国学联领导同志杨蕴清从北京来贵阳，党工委李策同志安排他在这里与贵阳的学生党员见面，并在楼外搂召开了有20多名学生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由杨蕴清介绍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号召贵州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2月19日，国民党警察逮捕了贵阳学联骨干，李策同志当晚在楼外楼召开各学校中共党支部负责人会议，商讨对策和营救措施。同年夏末，由党工委联络的贵阳社会科学界60多人座谈会在楼外楼成功召开。楼外楼还是贵阳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和过组织生活的场所。花园中的图书馆怡怡楼，还是贵州地下党组织保存党内文件，进步报刊、书籍、宣传品的好地方。
“高家花园”曾经是中共贵州地下党的策源地，是贵州革命的摇篮，涌现出一批力挽狂澜的英雄豪杰，在贵州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如今，它作为贵州的革命圣地，已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4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0521-9
高家花园与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
彭鸿书
紧靠电台街的文笔街旧名大坝子，如今在那里有上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旧址”，这里原是贵阳民间广为流传的：“华家银子，唐家顶子，高家谷子”俗话中说的高家的故宅，俗称“高家花园”。旧时，高家因为田多地广，每年年租收取的稻谷数量相当大，因此有了“高家的谷子”这句俗话，高家花园这样的望族豪宅，转变为中共贵州省工委进行革命活动的地点，是时代进步的必然。
高家置办这么多的田产，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资金，其资金来源并非从商而得，而是由做官的俸银积蓄而来，高家的全盛时期是在高廷瑶时代。高廷瑶是贵筑县洪边里北衙（今贵阳乌当区新添寨镇北衙）人，他是清乾隆十一年的举人，高廷瑶中举后，仕途通达，曾历任安徽、广东等地州、府的知州或知府，为官一帆风顺，四十多年后回到贵阳。旧时有俗话这么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高廷瑶四十来年的宦途中，像安徽庐州、广东广州这样的富裕州府不在少数，收入丰厚并不奇怪，加上他生活节俭严谨，积蓄全都投入北衙（今乌当）、定番（今惠水）两地置办成了田产。据说在清朝末年这段时期，仅仅在北衙十三寨高家年租就能收取一千二百担上下，约合二十万斤左右，其富足可想而知。那时，高家采用家族聚族而居的形式，所有族人的生活全由族中公产负担，这种吃大锅饭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才结束。
高家在贵阳大坝子经营宅园，比华家、唐家都早，始于高廷瑶中举之时（1786年），高家公馆建成后即举家迁入。因高廷瑶字怡楼，故取名“怡园”，后又历年不断培修，最后建成了有大小房间一百多间，自成院落又相互连通的四进四院五套院落，其间点缀些水榭、池塘，或独立的楼宇亭阁，空地上遍植花木，布置错落有致。其中，有藏书五万多册的怡怡楼；有仿西安华清池楼船半在柳岸半在池塘的两层楼外楼；有四周设有美人靠可供游憩的孔雀亭等，厅堂上陈列着无数广东高要端溪所产驰名全国的端砚，可供客人观赏，这样刻意地营造闲适幽雅的环境，目的是为鼓励子弟们和睦相处，读书上进。高廷瑶在怡怡楼题撰一联，很能说明他的初衷。联曰：
董子岂无园，但非买夏招春，竹里徒夸留客处；
裴公曾适野，为要弟恭友兄，花间时透读书声。
可贵的是，高家在要求自己的子弟生活严肃谨慎的同时，并没有只囿于自家的乌托邦式的闲适，他们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民国初年，贵阳迭遭水旱之苦，那时高家的当家人高可亭就主动出任救济院院长，尽到了力所能及的社会救助责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高压下，革命风起云涌，贵州地下党领导人秦天真等就曾以高家花园的宽房大屋为隐蔽进行活动。楼外楼就是地下党员们不时集会的场所，高家的子弟们也先后接受了革命教育，积极参加革命，诸如高言志、高言诗、高言善、高昌谋、高昌华、高旭、高铭琦等人，显示了高家人随着时代进步的巨大变化。旧的高家花园己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成为中共贵州省工委活动革命的旧址，于1981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列为我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堰塘坎唐家花园与“唐家的顶子”
彭鸿书
战友罗驼送来一本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9年10月出版，唐灿著的《故园拾梦》，翻阅之下，解开了我少年时代听到的一句不甚了解的话中的一个结点。上世纪30年代初，我父亲是名信差，不时去城东堰塘坎的唐家花园递信，也就会在家里跟我们兄弟说起“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在贵阳流传很广的老话来。说顶子是讲唐家世代做官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大官等等。年少懵懂的我，对官的印象就是戏台上身穿铠甲的将重，或者是抹着白鼻梁身穿红袍的县官，唐家的那些顶子究竟是哪样的官呢？不过，这种事情终究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也就很快淡化以致多年来不再被提及。
唐灿的《故园拾梦》对唐家发生在堰塘坎的故事描述得相当生动细腻，对“顶子”一事有详尽的介绍。唐灿说：“自清康熙至光绪年间”，唐家有功名者达二十多人。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并有父子两代皆官拜巡抚。第一代巡抚因公殉职，朝廷特赐谥‘威恪’以彰其忠勇。第二代巡抚因德高望重，赏二品花翎顶带，并赐‘太子少保’衔。细细读来，唐灿说得不虚。如：唐家入黔始祖象明公为山西阳曲知县；二世祖介石，任湖南酃县知县、山西太原知府；三世祖爵三，授四川广元教瑜、保和殿试授蟒衣笔墨、广东阳江知县；四世祖君来，封通议大夫、陕西按察使；五世祖秉藩，敕文林郎，广东阳山知县、晋朝议大夫、甘肃巩昌知府、诰赠通议大夫、陕西按察使、晋资政大夫；六世祖直圃，补授广东阳山知县、敛州知府、授文林郎、赠朝议大夫、甘肃巩昌知府、封通义大夫、陕西按察使、晋资政大夫、湖北布政使；七世祖威恪，湖北咸丰知县、署天门、补监利、调江夏诸县、汉阳府同知、甘肃巩昌知府、兰州道台、总理西宁粮务，获赏花翎，授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北巡抚；八世祖鄂生，四川南溪知县、直隶州同知、锦州知州、燮州知府、绥定知府、四川兵备道、贵州二品按察使获“法克精阿巴图鲁”勇号、川东道、建昌道、盐茶道、云南布政使、巡抚、矿务大臣获赏太子少保。九世祖楚尹，未仕。十世祖多房并出，其中省吾任云南兵备道，梦虹任贵州思南、毕节、安顺等县长、安顺专员、民国贵州参议。
唐家自从由江西入籍贵州遵义以后，从象明成年发迹开始，世代延续下来的史实，都足以证明唐家确实是“顶子”不绝的。民间传说唐家在遵义洗马滩的祖坟尽占风水之利，故有“要得唐家不做官，除非干了洗马滩”的说法流传，这种虚妄的揣测，不足为信。但唐家的官运弥久，也许与他唐家传下来的家训：“轻信、滥交、好高、浪费，八字切戒。谨言、慎行、节欲、忍气八字宜遵。”“兄弟睦，家之肥；子孙贤，族乃大”有关吧！因之唐家人养成了对人宽、对己严的做人秉性，为官清廉，克已奉公，官声甚得人们推崇。譬如七世祖威恪，他本名树义，“威恪”是清廷给他的谥号。1848年长江洪灾百年一遇，沿江三十一个州、县，灾情严重，人民啼饥号寒，树义向总督恳切陈词，请示迅速救灾，加筑堤坝，总督竟题不理。唐树义大声怒斥：“堯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严谴，请独当之。”显示了他过人的气魄。经过他几天的据理力争，终于迫使总督接受他的意见。洪水淹进武昌城时，灾民纷纷避上城墙，总督却仍然“身居华屋，燕乐如常”。树义痛心落泪，终日划着竹筏与灾民不离不弃，尽力安抚。一天，洪水猛涨离堤面只有三尺，更加上西南风紧，滔天巨浪袭来，唐树义不顾个人安危在众人纷纷躲避的时候率先奔上江提，尽力不断搬运木料、土袋加固江堤，强忍着风浪的打击，做着不可为而尽力为之的努力。突然，风向逆转有如神助，洪水向相反方向涌去，水位也骤减了三尺，灾民们欢声雷动，把树义视为神人。这一来引起了总督的妒忌。洪水过后，为避免与总督无谓的冲突和可能遭到迫害，他称病辞官回到贵阳，与当时著名诗人郑珍、莫友芝等人诗酒往还，畅谈天下。朋友与家人对他处理这事存有疑虑，他解释说：“见得爵位轻，自无作不好之官；见得财货轻，自无作不好之人。”足见其人品之一斑。又如树义的儿子唐炯在四川协助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盐政时，竭诚奉献出他的智慧，作为川盐总办，他帮助丁宝桢确立了“官运商销”的制度，结束了豪强把持随意哄拾盐价滋事扰民的混乱局面，为国家增益不菲的岁币收入。他力荐华联辉为盐务总局文案，这使亦官亦商的华家得以迅速积累了资本的第一桶金，促成华家在茅台建成“成义酒坊”，出酒后取名“荣和茅酒”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国酒茅台之始。1888年唐炯与友人于德楷共同出银三千九百两，在贵阳大十字北面的正新街上创立占地六百平方米、规模巨大的生药堂——同济堂，他惮精竭虑，只为医国医民，远从汉口请来既精通医药又善于经营的黄紫卿担任经理，拟出“购药须出自地道，制作必须精细，配售必依法度”的经营理念据以运作，详细地制订了药材采购、仓储保管、加工炮制、门市配方、丸散膏丹制作、财务管理以及学徒培训等办法，以保证经营服务态度的完善，药品出售中的货真价实，成为当时我国西南最为完备也是最大的一家药房。以后又延聘名医坐堂应诊方便病家，有王希仲、方以正、杨济民、唐希泽等名家。唐希泽本是唐家第十代传人，他认为住在唐家花园这样的深宅大院里，一般的病家很难进入求诊，于是他在外租房居住，为病家创造方便。这种舍弃舒适生活环境专为患者作想的举动，深受人们赞赏。行医中他不仅取费低廉，往往免费为贫苦患者施诊施药。这样一来，医良药精，救人无数，人们对他的感激，在他1962年去世的时候有了强烈的回应，自发地为他送葬的人群，十里长街，几为之塞。
唐炯的重孙唐尔铺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的贵州师范传习所堂长（即校长），第二年又参与创办贵州公立通省中学并出任监督，第三年又参与创办优级师范造选科学堂亦任监督和省教育会会长，同时又是当时贵州力主改良的宪政预备会议的中坚人物唐（尔铺）、华（之鸿）、任（可澄）之首。辛亥革命以后，历任国民政府教育司司长、云南滇中道尹以及众议院议员。他在北京客寓中逝世的消息传回贵阳，数百学生聚集在南明中学为他哭悼，尊颂他为“康定先生”。唐氏其他的家族传人如今散居于全国各地，家风绵延，在社会各界都为精英，均有所建树。在唐氏宗祠内悬挂的一副对联，或许可以看出唐氏族人于国于家的概貌：
二百四十余年，不忝衣冠，皆由先德；
祖孙父子相继，只比忠孝，仰答天恩。
唐家花园错落有致的厅堂亭榭，花树池塘，那种登临观荷、轻桨荡舟的情景，那种“五亩治蔬，五亩种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恬静园圃，早已淡入時间的烟尘中，杳不可寻。但在它的原址上建成的贵阳第十九中学和贵阳幼儿师范学校，在为社会作出贡献。
电台街大觉精舍与“华家的银子”
彭鸿书
1953年，我调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结束了三年的部队军旅生涯，生命的航船又驶进一段新的航道，怀着兴奋的心情，去迎接新的挑战，高高兴兴地去贵阳城东的电台街（旧名大坝子）报到。当时的电台街是贵阳市女子中学北面一条长不足百米、宽四五米的幽静小巷，沿着巷内缓缓的斜坡直上坡顶，踏上顶端十来级石踏步就是当时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踏入门去，进入眼帘的是一堵水磨白绵石砌的堡坎，伸手摸着光滑润泽，沿石阶逐步上升，十几根硃红漆柱赫然托着两层殿堂式的建筑撞进怀来，让人有些不敢仰视。进院后，两厢也是一样的一楼一底厢房，上下八间房间，通明透亮，都有曲栏回廊相互连通，庭院里鱼池边绿竹婆娑、紫荆花树在微风中摇曳，肃穆雅静，坐东朝西的石砌台基上，一座五层高阁拔地而起，落地雕花木门，托着飞檐翘角，翘角上装饰的兽形吞口下风铃丁当，里面画栋雕梁。只一瞥，那种中式古建筑特有的肃穆庄严气势立刻印入心中，说话也不由人压低了声音，这就是占地五千三百平方米、俗称的华家阁楼给我的第一印象。
它的正式名称是“大觉精舍”，原是贵阳的富户华之鸿自建的私家佛院。华家是旧时贵州很有声望的唐、华、高三户望族之一，贵阳民间常说的“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俗话的第一句，说的就是他家。华家在贵州发迹起于华联辉手上。华家原籍江西临川，祖上原为医者，大约在清康熙时落籍在遵义团溪，他们家大门上曾有副对联写道：“耕读传家远；春秋继世长。”由此可知华家是那种传统的耕读之家。同治初年，因太平军入黔，为了躲避战乱，华家迁居贵阳，因之也就弃耕从商，从此发迹而富甲一方。这弃耕从商的第一人就是华联辉。华联辉独具的商业眼光，他看中了老百姓无日不能没有的食盐生意潜在的商业价值及其远景，创办了“永裕隆盐号”，经营很不起眼的包包盐，几十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积累起上万的白银。光绪初年，时任川督的丁宝桢请曾任过云南巡抚的唐炯入川帮他督办盐务。四川产盐，但盐政无序，私运私卖，盐枭横行，豪强独霸一方，随意囤积不售或拾高价格进行盘剥，以至到了官民淡食情况不时发生，国家税收流失等等，积弊很深。唐炯早就了解华联辉的经营才干，于是向丁宝桢作了举荐，华联辉受到丁的力邀入川，在三人的通力合作下，确立了“官运商销”的盐务决策并推行起来，把食盐的供应权掌握在官府手中，抑制了豪强，平抑了盐价，解除了人们的淡食之苦，达到了“商无私估，官无外取，引无流滞，课无责逋，利归公家，而市无腾涌之患”的有序境地。四川也因这一措施，盐税也由之前的年七千多两，一跃为年百余万两，华联辉的名字因此也响遍川黔两省。华联辉本来在仁怀茅台就有川盐销黔的口岸码头，如今他这亦官亦商的身份，更使他的川盐销黔生意如鱼得水，迅速地发展起来。有了雄厚的资金，华联辉就有了向其他行业投资的举动，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兴办了“成义酒坊”出产了“荣和茅酒”，这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国酒茅台，据说生产茅酒的起因是华联辉与他的母亲一次摆家常引发的。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华联辉在茅台的盐号营业兴旺时，他的老母亲曾来过茅台小住，喝到过一种很好的酒。之后，太平军一部入黔，茅台曾经沦为战场，几乎被彻底摧毁。一天，老母亲与华联辉说起这事连声叹息，可惜再也喝不到那种好酒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为遂母亲的心愿；华联辉就在战后的茅台废墟上建起了一个酿酒的作坊，取名“成义酒坊”并迅速出酒，谁知这种酒一经品尝，它的醇香甘美，便被大家认可和吸引推崇，成为人们追寻的对象。华联辉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便扩大生产规模，并且正式给此酒取名为“荣和茅酒”。以后，其他一些酒坊也陆续建立起来。茅酒冲出国门享誉世界的一天终于在1912年春天到来。原来，这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要在旧金山举办世界性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当时的北洋政府行文要求各省重视，挑选本地最好的特产参展，贵州成义的茅酒和另一家“荣太和”的茅酒一起被以“茅台造酒公司”的名义，统一进行包装和其他国内选出的展品一起送展，结果茅台酒以它大异于一般蒸馏酒浓烈的醇香、甘测，回味无穷，获得金奖，被推崇为世界名酒，与法国科涅克的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并列而享誉世界。
为什么华联辉母亲对茅酒这么难忘而情有独钟呢？它的美好究竟是怎样的呢？传说，茅台酒就是中国史书中所称道的“枸酱”，而枸酱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将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国（今两广一带的割据政权），主人用枸酱招待他。枸酱的美味引起了唐蒙的好奇，他便随口问道：这东西是本地的特产吗？主人回答说是夜郎国出产的，夜郎就在南越的西面，南越都城番禺旁边的大河上源，就是夜郎的牂牁江。唐蒙是个有心人，他把枸酱带回长安遍问在长安的各地商人是否认识，有四川来的商人说在蜀地之南，是有一个夜郎国，它“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唐蒙实在惊奇极了，大汉西南竟然还有一个物产丰美的夜郎，他当即带着这个“情报”和枸酱去晋见汉武帝，汉武帝品尝了枸酱，不禁啧啧称奇：“咳！甘且美之。”唐蒙见武帝这样喜悦，一个建功立业的想法顿时在心头闪动，他认为这是大汉帝国开疆拓土的天赐机遇，建议汉武帝取南越入汉的版图，行动时如果从江西、湖南进军，则有高山险阻，劳师费时，不如用巴蜀之兵就近收服夜郎，即可得夜郎精兵十万，沿牂牁江而下南越，可以收到出奇制胜、事半功倍之利。雄才大略的武帝十分赏识唐蒙这一战略策划，认为已是胜算在握，立即封唐蒙为中郎将，率军一千、民伏一万、携大量礼物，沿今赤水河进入夜郎，兵、礼并进。夜郎王多同慑于汉军声威及利诱之下，率黔地部众归顺了汉朝，南越也就指日而下。枸酱—茅酒，竟会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发生在公元前135年的这件事，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华家定居贵阳后不久华之鸿降生了，他成长后读书、中举，二十六岁时以附贡生资格被选任仁怀厅儒学训导，但他志不在儒而在商，三十二岁时以母病为由辞归贵阳，全力投人永裕隆盐号的运作管理当中。不久，他的包包盐铺遍布贵阳所属城镇甚至一些县城，华家的资产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积累壮大。清末民初，华之鸿连续创立了文通书局印刷厂、永丰抄纸厂等企业。辛亥革命以后华之鸿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政界也有所发展，先后担任过大汉贵州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官钱局总办、贵州都督府财政司长兼官钱局总理、贵州银行总经理等职务。其间他将永裕隆盐号作了进一步发展，家财也就急剧增多；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投资，故有”华百万“之称，成为商、政两界的知名人物。华之鸿时代华家资财的概况： 一、
创文通书局印刷厂投资白银二十余万两 二、
创永丰抄纸厂，设备投资白银六十余万雨； 三、
清末为四川赈灾，捐银六万两；
四、捐建贵州通省中学白银二万七千三百六十八两；
五、民初贵州大汉军政府无力支付军费，引起军队闹饷事件，华家出银六万两平息事件;
六、军阀唐继尧、刘显世前后滥发银票共三百万元，均由华家事业悉数收兑；
七、华家增购抄纸设备银五万两，半途被刘显世强行“借走”。
上述粗略计算，已达三百万两上下，“华百万”之号不虚。经过这些风雨，华之鸿决意再不问政，他修建“大觉精舍”，在内潜心于深研佛理。贵阳大荒，他向灾民发放米飞子（可凭条向指定地点领米），在大街上设灶熬粥周济灾民，活人无数。他说：“钱财乃天地间公物。用之当，则为福。用之不当，则为祸。祸福当善自选择。”以致当用者不需看。因此，他才会千金不惜，慷慨散财。以后又在城西狮子山后，辟荒山十数亩，亲自披荆斩棘，梳垄培圃，育苗植树，果木并重，十年之后，蔚然成林。其中所产水果以火炭杨梅的品质在贵阳很有口碑。有诗曰：
五月杨梅正满林，
初疑一颗值千金。
味方河朔葡萄重，
色比泸南荔枝深。
五月的华家山层林绿满，当紫红色的杨梅坠满枝头时，城里人进山可以免费尝鲜，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准吃不准包”。无疑这个季节是年青人的节日，于是华家山上溢满了欢歌笑语。
上世纪30年代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完善了文通书局的出版业务，聘请了当时著名的教育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诗人臧克家以及竺可桢、茅以升、冯友兰、张奚若、张孝骞、苏步青、王伯群、任可澄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为编审委员，组成了编辑部，使陆续出版的新书的学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四百多种图书推向全国，如茅盾编《近代短篇小说选》、穆木天译《巴尔扎克全集》、曹未风译《莎士比亚全集》、朱厚焜译《文苑外史》等等，文通书局也一跃成为当时全国七大书局之一，贡献巨大。
华家在一连串的世事颠连中，已退尽了大富之家的色彩，只留下“华家的银子”一句老话，在贵阳人的饭后茶余之中流传。除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后于华家阁楼处办公而外，相继有市教委、市文化局、市文管会、市图书馆、职业学院、文昌中学也曾在这里办公。大觉精舍经过修葺，于2006年6月6日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将与历史一起共存。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5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1388-7
华之鸿与大觉精舍
林浩
历来的大户人家多有修豪宅的爱好，其中一些高品位的宅院还得以保存。比如苏州的拙政园，就是明代的退职官员王献臣给自己修的私家花园，这座园子前后修了十六年，还请了当时著名的吴派画家文征明搞建筑设计，最后修成了一座传世经典。在贵阳的电台街也有一座名叫大觉精舍的私家宅院保存至今，这座古色古香的宅院常让人记起它主人曾经的显赫身世。
能修豪宅的当然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就像王献臣修拙政园，要是放到现在肯定有关部门要查查他在任时有没有贪污腐败问题，要不一个赋闲的官员哪有这许多的银子？大觉精舍的主人则是个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其人名叫华之鸿，清同治十年（1871年）生于贵阳。他的父亲华联辉是个盐商，那时候卖盐巴可是个暴利的垄断行业。华联辉不仅靠卖盐发家致富，还协助四川总督丁宝桢办理盐务，因工作业绩突出以特任知府留川补用。只是在华之鸿十四岁时，华联辉即撒手人寰。
华之鸿说来是个标准的富二代，不过他没有成天飙车炫富泡小姐，相反华之鸿不仅读书刻苦中过秀才、做过附贡生，而且更是个商业奇才。在华之鸿三十来岁时，逐步接手贵阳的家族产业，仍以卖盐为主业，短短几年时间就开了数百家专卖店，分店遍布贵州城乡各地。其后，华之鸿出资在贵阳开办了文通书局、永丰造纸厂。文通书局曾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出版社，抗日战争结束后，成为全国最大的七个书局之一。这些成就虽然已经足以让一个商人名震一方，但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华之鸿投资扩建改造了仁怀成义茅台酒厂。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茅台酒就是华之鸿投资的酒厂生产的产品。
由于成功地兴办实业，华之鸿成为贵州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民族资本家。1931年，华之鸿将家族产业交给儿子华问渠打理，自己则皈依佛教不问外事。早在1923年，华之鸿就着手在现在贵阳二中旁修建了一座大觉精舍作为自己的私家佛堂。这座佛堂占地约十五亩，呈四合院布局，中心建筑为五层佛阁，高约三十米，八角翘檐、八面开窗。大觉精舍所在的位置地势较高，站在佛阁的顶层可以眺望当时的贵阳全城，而大觉精舍本身也成为贵阳的一处景观。大觉精舍内还有藏经阁等建筑，也是曲栏回绕，檐牙高琢，自有一份恢弘庄严的气度。
大觉精舍建成后，请有高僧主持，最多时有六十多名僧侣在其中修行。华之鸿不仅修建大觉精舍诚心礼佛，而且其人心性善良，有不少的善举。1906年，华之鸿捐白银三万余两修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华之鸿还参与创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和宪群政法学堂；创办遵义团溪公立小学堂和息烽底寨小学堂，省城和遵义各公立、私立中学他亦捐助不少。除捐资办学外，1924、1925两年贵州大旱，华之鸿救济过不少灾民，还出资救济过四川、皖北等地的灾民。此外，举办义仓积谷、修筑道路等公益事业华之鸿都积极捐助。他的种种善举即便不做高调宣传在民间也有很好的口碑。辛亥革命时期，华之鸿曾担任过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等职；反袁护国斗争中华之鸿还曾捐资助饷。1934年，六十四岁的华之鸿因病去世。
抗战期间，贵州创立广播电台，租用大觉精舍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房为办公室及播音室，大觉精舍所在的小街道也因此被称为电台街，而大觉精舍在民间也多被称为华家大院。解放后，大觉精舍曾被贵阳市文化局等单位用作办公楼，“文革”时期大觉精舍遭到破坏，精舍内的几千册藏书也被焚毁。1981年，大觉精舍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华氏家族的财富在经历近百年的风雨后不知还剩多少，大觉精舍却依旧矗立在闹市中越发显得卓尔不群。富不过三代看来确是大户人家难逃的宿命，要想给世人留下点久远些的印记，下工夫建座高品位的宅院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