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贵山之阳 城市过往：寻访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编者：白凤
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3794-4
鹿冲关 地母洞
从大营坡匝道口往金阳方向，经天誉城拐到小关隧道左侧，沿路上行，不多远，便到鹿冲关森林公园大门处。
在贵阳人心中，鹿冲关首先是一个地名，从大营坡往蛮坡、黄山冲辐射。而这一地名来源于古老地名六冲关（贵阳方言六即为鹿），因如今的鹿冲关森林公园一带重峦叠峰得名。
从离公园大门不远的莲花亭远眺，可见小关大桥上车流不息；脚下就是小关湖绿水荡漾；四下里层峦叠翠，秋色渐染，风景一片大好。
贵阳城区是北高南低，北半部的云岩区地势平均海拔是1100米，而鹿冲关的海拔为1438.7米，连绵山势，地位重要，“不设关隘，却是北边屏障”。
东栖霞、南甲秀、西黔灵、北六冲，是指贵阳四个方位名景，尽管名声不如前三者，但鹿冲关之美却别有韵味。
因为海拔高，植被多，现在鹿冲关有植物园，种植珍稀植物和药用植物；而植物园之外，各种普通树木也有独特风貌，秋天霜叶红透，市民赏秋者多。
贵阳人上鹿冲关看秋景已是多年传统，尤其是中秋佳节，文人雅士就常备月饼、果酒、香茗赏月。
鹿冲关有多美？在鹿冲关森林公园有对联可证：晴岚送鹰隼，心游汗漫仙境上；清露润亭台，人在青绿画图中。
自古文人爱登山远望，诗情澎湃总会留下名诗吟诵，而鹿冲关作为一城屏障，也留下了不少古诗词。
《六冲列翠》：“六冲关高遮半空，疑是碧玉长屏风；樵夫欲上先惊胆，飞鸟思度叫声洪。”主要吟诵鹿冲关之高险。《山结奇景》：“仰天三窝形似梯，山结奇特世上稀；有人将它竖起来，欲上青天不用飞。”不仅赞其高险，更将鹿冲关奇特的景色表现出来。
“五虎咆哮齐朝阳，似向东君祝安康；可惜日头无耳目，不知还礼叫回乡。”（《五虎朝阳》），高海拔的鹿冲关连绵山脉中，有五峰比较突出，古人喜用自然山水比喻为吉祥物护城，贵阳人认为应为“五虎护筑城”，故有此诗。
除了对联、古诗吟诵的美景，一些重要历史故事也让鹿冲关之美增加了文化内涵。
从现在的森林公园大门往上，沿步行道上山，不过三五百米，可见林中有指路牌，指着“文澜山”和“地母洞”的方向。再顺其所指，曲径通幽前行不久，就可看到一山洞。
一块巨石斜斜搭着，构成山洞顶部；山洞主体洞厅不过百平米，内中潮湿幽暗，但却十分平整干净，厅正中和左右两侧都有石台，看上去年代久远；右边有小洞，和主厅狭窄石洞门相接，小洞中有人工造成圆水缸，接着岩壁滴下的水；左侧则地势较高，以台阶上行，是一平台，可见洞厅全景。洞中不少处可见到香客留下的香纸灰烬。
洞口依然干净，不见垃圾，洞前有大字：地母洞。题字者为贵州文化名人戴明贤。
这里曾是《四库全书》藏身处。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由杭州文澜阁珍藏的《四库全书》被转移到内陆地区，经湖南长沙转到贵阳，开始藏在大西门一望族宗祠中，后考虑其安全性，当时的“民国”时期省教育厅将书转到鹿冲关地母洞，从此开始在此处六年的藏身之旅。在此期间，贵州组织学者从《四库全书》中抄取关于贵州的历史资料，交由当时文通书局，为贵州通史贡献了重要内容。
这段和《四库全书》的缘分，也让鹿冲关自然风景有了新的人文色彩。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古建风韵丨地母洞
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15年9月（第七批）
年代/民国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麓冲关森林内文澜山南侧
2005年9月23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参观浙江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历史”陈列馆，观看了库书迁移、保管的相关图片。在听取讲解员的讲解之后，习近平连声赞叹“很有深度”，并在悬于馆内的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地母洞的照片前留影。
地母洞照片的重新问世，要追溯到2000年的夏天。当时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贵阳百年图鉴》，派人到南京历史档案馆查寻历史资料时，从民国时期的档案里发现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负责文澜阁《四库全书》保藏的工作人员站在地母洞洞口的合影。《贵阳百年图鉴》2001年出版后，书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照片引起了社会不小的轰动，其中地母洞的照片更是引起很大反响。
地母洞保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运送到贵阳地母洞后，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指派官员实地检查，著名科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贵州省教育厅人员陪同下，也到地母洞查看保管情况，并及时与在重庆的民国政府当局高层沟通。负责保护地母洞藏书的浙江大学专业人员，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立图书馆等单位的职工和贵阳警方人员，一直守候着这批国家的珍宝。
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段历史渐渐被人淡忘，地母洞藏在深山人未识，它的历史功绩也隐匿在了茂密的丛林之中。
地母洞是天然溶洞，由主洞、支洞、洞口平台组成。洞口平台面积约为280平方米，现由表石板铺漫，石栏围护；主洞坐东向西，洞口高约2.5米，宽约8米，洞内面积约为240平方米，东壁下中供奉着泥塑地母像；穴顶部满是钟乳石，洞底为泥土地面。位于主洞南侧的支洞，中间有民国时期修建的石墙相隔，洞口坐东向西，高约2米；洞内面积约为150平方米；洞顶上有明显的烟熏痕迹，也是泥土地面；洞内有水池，池水清澈冰凉，其上钟乳石的水滴滴入池中，声音悦耳。主洞穴的左侧石壁上有一条3米左右的人工石凿梯，通往地母洞主洞右侧的一个平台。而在主洞洞口西面，距洞口约11米处为“晒书台”，长约8.5米，宽约6米。西、南、北三面用石块砌筑，平台地表用泥士铺平。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65年）开始编纂，历经10年完成的重要古籍。全书36363册，79000余卷，8亿多字。《四库全书》成书后，共抄成7部，先后分别珍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称叫北四阁，或北四部；另外三部分别珍藏在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称为南三阁或南三部。底本藏于翰林院封存。
成书后的200多年间，《四库全书》历经战乱，辗转流离，屡遭厄运。文源阁抄本被英法联军焚烧，文溯阁抄本在日本侵占东北后遭到抢掠，北四阁抄本残缺不全；而南三阁抄本命运更糟，文宗阁和文汇阁两部抄本毁于太平军（太平天国军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底本被肢解成几块，劫掠出境，至今未归。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历次浩中几经劫难，散失严重，所幸后来不断收集补抄，终得保存。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保存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这一国宝，共计3.6万余册的《四库全书》，分装在140个大木箱里，于1937年8月1日向西南腹地转移，一路历尽艰辛，终在1938年的4月30日运抵贵阳。
杭州沦陷后，日本一个叫“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机构，曾派人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所幸此时全书已被安全转移。
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存放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张家祠堂，最后转移至地母洞。《四库全书》在贵阳存放时间长达6年8个月，其中在地母洞存放时间为5年8个月。地母洞所在的山之前为无名山，也因保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澜山。
负责保护地母洞藏书的除浙江大学的专业人员外，主要是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立图书馆等单位的职工和的贵阳警方人员。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典籍保管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防止善本霉变或生虫。考虑到贵阳气候的因素和溶洞的环境，负责守护《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每年春、秋天两季将书搬出来晾晒，同时还在洞中洒石灰，在书箱内放樟脑丸，在书箱之间放夹板，箱底放木炭等，确保典籍安然无恙。
文澜阁《四库全书》运藏贵阳后，民国政府教育部曾命西南各大学遴选人才，帮助校勘《四库全书》。贵州文化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仅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同时提出要抓住《四库全书》在贵阳的时机，抄录和整理《四库全书》中有关贵州的珍贵史料，以弥补贵州在历史史料方面的缺憾。经商议，由时任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的李独清先生带两名助手负责此事。李独清还写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藏贵阳地母洞往抄有关黔中记载以诗纪事四首》。
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历时一年多，他们从浩瀚典籍中发掘出一大批黔地史料。这批史料不仅填补了贵州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稽考不易”“淹没堪虞”空白，修正了历朝通志上的“疏漏过甚”“实难定论”之处。1948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民国《贵州通志》，其中很多史料来源于《四库全书》。这也许就是一种回报。
地母洞为保护中华文化瑰宝《四库全书》作出了贡献，也为推动贵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文化教育研究机构西迁贵州的重要物证，贵阳地母洞也成为贵阳抗战文化的珍贵历史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