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寻·城迹——走进爽爽的贵阳·惬意的天堂（探秘贵阳地名）》
编者：韦鸿宁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2534-7
小街指月
周颖
指月街真正是一条古老的小街，长不过百余米，跟贵阳的许多大街小巷一样，早已面目全非，空余其名。自从贵阳第一高楼——凯宾斯基大酒店雄踞其半壁江山，小街一下子变得昏暗而又喧嚣。昏暗源自那山一样高的黑色楼体，阻挡了阳光从南面倾泄而下，喧嚣则由从文昌北路方向鱼惯而入的车辆所致。车真的多，一辆接一辆，到了护国路不是往南去了都司路，便是往北去了中山东路。小街过于狭窄，一边小店小铺鳞次栉比，几乎没有人行道，一边挨着酒店的人行道并不正规，走着走着人就跟车走在一起了。坐落于护国路上的二十一中，每到上学放学时间，就会对着指月街敞开大门，孩子们进进出出，顿时把两条街都变得沸腾起来。指月街西高东低，低到最后到了文昌路边上，对面便是亨特国际，贵阳的一处繁华之所在。那里不久前开张的星巴克，排队喝咖啡的人一度都排到店外了。
为什么叫指月街呢？指月二字仅从字面上看就会让人感觉脱俗，清风扑面，富于诗情和禅意。果真如此，百度一下，获知《六祖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无尽藏尼对六祖惠能说：“我研读《涅槃经》多年，却仍有许多不解之处，希望能得到指教。”惠能对她说：“我不识字，请你把经读给我听，这样我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无尽藏尼笑道：“你连字都不识，怎谈得上解释经典呢？”惠能对她说：“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真理好像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就是明月，看月也不一定必须透过手指，不是这样吗？”于是无尽藏尼就把经读给了惠能听，惠能一句一句地给她解释，没有一点不合经文原义的。文字所记载的佛法经文都只是指月的手指，只有佛性才是明月之所在。
要说指月街的来历，必得先说指月堂及其建造者。据史料记载，许善所（1582—1664），字元夫，号明谷，明朝贵州卫（今贵阳市）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历任河南西华、襄城教谕，南河知县，岳州通判，河南南召知县。时有河北诸贼来骚扰，他亲冒矢石，誓死守城。后被劾归。归来后的许善所，建佛堂于住宅边，取名为指月堂，削发为僧，念经拜佛。明亡后，朝廷催他出来做官，终不就，清康熙三年（1664年）去世，终年82岁。关于这座佛堂，可以查到一些文字的记载，包括殿堂结构，以及堂前有古井、水池，堂后有石洞，院中有紫薇两株，一红一紫，很是详细。指月堂当年香火鼎盛，其所在之地被称为指月街自不在话下。至于指月堂毁于何时，则不得其详。似乎许多美好的事物都这样，让人感觉来去匆匆，不了了之。
如今的指月街，于车流不息中依然保留着几许老街的韵味和市井的气息。从护国路进入小街，沿左侧而下，最吸引人的是头上一家门脸极小且极简陋的老素粉店，小得只有两张小桌，还是摆在门口的，从早晨到中午生意却十分红火，下午往往不到两点钟即告打烊。贵阳人对老素粉的钟爱近乎偏执，如同重庆人对重庆小面，个中滋味难以言表。老素粉隔壁，是一小间家常菜小馆，不知开了多少年，反正我在护国路住了二十五年，亲眼所见其生意一直不错。老素粉和仙美饭店，两位老板是一对亲姐妹，一样热情质朴，笑容里透着善良女人的温暖。接下来是一家装潢颇为讲究的美发店，几个美发师都是男青年，发型都很讲究，每天很晚才关门。相比之下，另一家发廊要小得多，是一位女老板带一两个女徒弟，早九晚五，生意做得按部就班，稳稳当当的。一对老夫妻，他们是国企提前退休的职工，开了一间小店，以前卖蒸饺和包子、稀饭，还有一盆微微冒着热气的卤制品，主要有鸡翅、鸡脚和鸡蛋什么的。最近这家小店停了蒸饺蒸包，专做卤味了，而且每天迟至傍晚才开门营业。他们感叹说，我们老了，做不动了。应该还有一家电修理部，一家小烟酒店，我没打过什么交道，情况不熟悉。另外便是有头有脸的贵阳市民政局及其相邻的逸都酒店，只是经常路过而已。以上是我对半边指月街的印象，另外半边街，整个属于凯宾斯基大酒店，有一次我与两位朋友从那座小木门进去，临街坐在露天里喝了一杯咖啡，仅此而已。
双槐树·护国路
李祥霓
老贵阳城中心偏东，有一条南北交通干道，名为“双槐树”。双槐树北起二浪坡（即今天的中山东路小十字到老东门路段），南止南横街（现已没有了）。双槐树分支为白沙巷、会文巷、指月街。民国4年夏月，为纪念“护国运动”的生发，坊间曾更名为“护国路”。不过，老贵阳人仍习惯称之为“双槐树”。其实“双槐树”仅仅是指今护国路中山东路至指月街一段，而指月街口至王伯群故居处一段当时名为“南书院”，王伯群故居处至南横街一段即为“顺城街”；可当地人大多将其统称为“双槐树”。
若许年来，这条充满百姓众生风霜沧桑，各路诸侯更叠交替的贵阳老街道，竟也经历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几度春秋、“铜琵琶，大江东去”的几多风雨，叮铃咣当地风流了几十载。
老贵阳人说，贵阳如果没有“双槐树”，护国运动的魂就找不到哪儿落脚；亦说，双槐树如果没有更名为“护国路”，护国运动的旗帜就不晓得在哪里飘扬。
可不就是这样？
新老贵阳人都知道，双槐树中段，有一幢法式建筑，也是老贵阳最有名的建筑。自1917年在双槐树落成后，这幢建筑就成了贵阳护国运动的标志，而这栋公馆的主人王伯群先生，即是贵州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有人说，双槐树改名为护国路是因为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先驱。其实，早在1915年护国战争（又称护国战役、护国运动、反帝制战争；1915年—1916年，袁世凯在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下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开始，贵州为护国运动前列之一时，就已经更名了，只是老百姓没有认真启用。
说来也怪，这条街名叫“双槐树”，可从街头到街尾，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一双槐树”（许是我们生得太晚）。倒是在王公馆的院子里见到了两棵槐树。一棵在公馆的东南角，一棵在公馆的正北面。两棵都是不算粗壮的龙爪槐。槐树冠上的几个大桠枝向外弯曲平伸蜿蜓虬转，如同大大小小、无数条舒颜展臂凌空飞舞的龙，恰为俗称的“蟠龙槐”。
嗨，真不知是先有双槐树街，还是先有王公馆的一双槐树？这桩公案，虽说不至于影响后来“护国路”的生息，但了解一下总是有益的吧。设若连自己城市中枢的“护国名街”都一问三不知，岂不愧对了为“护国、护法”赴汤蹈火的先贤？
还好，再是历次运动的动乱，恁是没有摧垮了伫立于双槐树一隅的王公馆。静谧雅致的王公馆亦不负众望，冷眼旁观地悄悄记载着自1915年起的几许风起云涌大时代，叙述着几多风高浪急的护国史，以及护国路上一个个文韬武略的人物，我辈才得以知晓一二。
1917年王公馆在双槐树落成，双槐树的大小公馆仿佛一夜之间就鳞次栉比地顺街道两侧逐一建成。院子有单门独院的、两进的、三进的；公馆（公寓）建筑风格有徽派的、湘楚的、巴蜀的、两广的；公馆主人有做官的、经商的、文化的……一时间，除了原先街旁小巷内的闲散小户，缝穷绣花、修锅补碗、卖水鬻浆等等的下力百姓而外，双槐树成了贵阳几乎有头有脸、达官商贾之聚居地。先后有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贵州省巡按使戴戡、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贵州省省长、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云南巡按使贵州省省长任可澄、贵州省书画大家孙竹荪，以及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后来民国时期的民政厅和财政厅两厅长詹寕初、王家烈“五虎上将之一”的贵阳市城防司令车鸣翼等各路诸侯，都曾在这条不足三百米的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风云一时。
护国将军戴戡（1880—1917），贵州贵定猴场堡人。1913年秋，为贵州省长。1915年解职入京，被任为参政院参政，知袁世凯谋称帝，遂往返京、津，与梁启超、蔡锷等密商，拟在云南、贵州发动起义讨袁，1916年1月28日歃血为誓，与纛讨袁。但“出师未捷身先死”，1917年张勋复辟时，戴戡率黔军第八营抵御刘存厚率领的川军数万人的围攻，坚守成都达13昼夜，力竭城陷，于同年7月18日在成都百里外的秦皇寺为川军吴庆熙部击毙，时年38岁。戴戡临死前对身边人员说：“我与共和同生死，今不幸遭逆贼叛国，为贼所算，我不可受贼辱。我死后，若能生还为我吾同志，恢复共和，即为我复仇也。”
戴戡，这位“拥护共和”的不朽功勋，在贵州省长的职位期间，住在“双槐树”。
兴学、从政、修志的任可澄（1878—1945），贵州普定县人，贵州宪政派代表人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时贵州推行新政，兴办学堂，任可澄与唐尔墉、华之鸿先后创办师范传习所、宪群法政学堂、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校，任主讲，学员颇多。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任贵州省长。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代）时间短促，虽无甚政绩，但他任用贵阳文化名人桂百铸当省长公署教育科长，积极筹划成立了贵州女子师范学校。其后主持续修《贵州通志）110卷700余万字，及所编印的《黔南丛书》7集，每集10册，则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1945年12月9日任可澄卒于贵阳，终年68岁。
原来的双槐树中段，“王公馆”斜对面，如今的护国路132号，凯宾斯基大酒店，就是任可澄在职期间的宅居地。
曾住过“双槐树”的，还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贵州省省长的贵州安龙县龙广镇五台人袁祖铭。
一代枭雄袁祖铭（1889—1927），于1922年8月，受命北洋政府委任为贵州省省长，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陆军上将。袁祖铭1926年投国民革命军，任左翼军前敌总指挥兼11军军长，驻扎湘西。在护国、护法时期，袁祖铭转战川、黔、湘、鄂各省，屡建战功，袁祖铭因战功赫赫，川中诸军阀对他多有敬畏。民国十六年（1927年）除夕，唐生智令其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除掉袁祖铭。浑然不知的袁祖铭仅带副军长何厚光、参谋长朱崧和数十名卫士前往赴宴。果然，周斓的“鸿门宴”正候着他呢。袁祖铭一行人等在常德宴会上被伏兵乱枪射杀，无一生还。袁祖铭毙命时年仅38岁。
位于双槐树82号的“孙家大院”，是民国年间名噪一时的孙嗣煃、孙嗣煊两兄弟修建的。贵阳孙氏有154年历史，现繁衍到第七代。其中，以孙清彦（竹雅）、孙嗣煃（竹荪）、孙嗣煊（书农）为代表的孙家人，在诗文书画上名动一方。
孙清彦（1819—1884），云南呈贡人。幼工诗，写仕女、花鸟、竹木俱佳，而山水尤工。书法天资甚高，各家俱精。昆明市中心的金马、碧鸡两坊额，即其手笔。
孙竹荪（1882—1967），孙清彦之子，清末秀才，毕业于贵州法政学堂。1906年至1907年任北京学部编译，不久就通判职，分发贵州。1927年，贵州军阀混战，李晓炎推翻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视孙竹荪为异己，受排挤解职。以后一直至贵州解放，闲赋在家。1953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7年逝世。
孙书农（1883—1970），孙竹荪之弟，曾任贵州高等审判厅庭长、二级法院院长，贵州龙里、定番县县长。1958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去世。
当年的双槐树，虽说住着时任贵州省长袁祖铭、任可澄、王伯群等名噪一时的政治名人，但说起“孙家大院”，却都没有孙家大院“世代书香”的名望。可见文化的传承，才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啊！
王伯群两兄弟就不再赘言了，那既庄严肃穆又优雅高贵、出世90多年的王公馆——“王伯群故居”就大可代言。护国路上最能够让人怀古思幽的就只留下这王公馆了。或许，好些我没有说完整、明白的人、事、物，您向它请教，说不定还能有所斩获。
不过，倒是可以再叙叙双槐树“为人民服务”的“小人物”。
提起贵阳早期的女子教育，当然越不过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白铁肩。
白铁肩（1871—1936），原名罗光懿，自幼在父亲开办的私塾启蒙，19岁时，她与白士艺（举人）结婚。从夫姓，名铁肩。婚后，丈夫长年在外，并在南京娶了一妾。白铁肩生活困难，精神痛苦。为排遣惆怅，白铁肩与谭佛侠、黄烈臣等变卖嫁妆、首饰，于1907年，租用双愧槐树几间民房，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自任校长，课程设有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史地和修身、习字、手工等。同年10月，贵州自治学社成立，白铁肩参加了该社，并以女校为自治学社重要活动据点之一。
令人嘘唏的是，为了光懿女校的开办，倡办者之一的谭佛侠付出了生命代价。白铁肩、谭佛侠等为了办学筹集资金，捐出嫁妆变卖的义举，遭到谭佛侠公婆的反对和阻挠，将其关在家中。谭佛侠以死抗争服毒自尽。谭佛侠的死，让白铁肩更坚定了要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办好女校的想法。
白铁肩为谭佛侠召开追悼会，疾呼“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她响应“贵州不缠足会”和“天足运动”，她倡议并约校内多名女教师成立“天足会”，提倡解去缠足布，恢复天然足。她收容不堪虐待的逃婢达百余人，为她们开设读书、习字、珠算、缝纫、烹饪等课程，培养其自食其力；在其影响下，贵阳多所女子学堂纷纷响应。“天足”运动在贵阳迅速开展起来。
1915年，白铁肩在光懿女子小学堂内增设女子师范讲习班，旨在为社会办学培养师资、解决学生继续升学的问题。
1920年，白铁肩受聘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监，同时举办女子工艺班，招女生40余人学习缝纫绣花技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她参加救国募捐活动，当众捐献仅有的一枚金戒指，并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抗日，亲自登台演讲。
可叹的是，这位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因劳成疾，于1936年6月逝世，享年65岁。
双槐树7号（今护国路北端），曾是贵阳基督教会妇孺工作委员会1940年在贵阳市创办的“福幼园”。后来，为纪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总干事诚敬一牧师，将“福幼园”改名为“敬一幼儿园”。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采取主日学的形式教学。唱儿童赞美诗，讲儿童圣经故事。
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1972年的秋天，在已经消弭的“敬一幼儿园”原址上，竟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护国路幼儿园”，倡导者是贵阳市公立第七幼儿园的园长詹行易，上任的第一任院长是七幼的老教师徐韵辉女士。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双槐树整条街虽然是出门入门人相熟，但竟然街头街尾无商铺！每天从早晨鸡鸣始至子时，除非榔梆梆的馄饨担子声响起，要不，那轻悄悄的温馨，可是连风都是静谧的。
或许是因了天时地利、人文环境，双槐树就不免自矜自贵地矫情起来。竟自诩为贵阳市的“文化贵人”街。那时候，只要是有点钱的，都拼命挤着在双槐树置房，仿佛一住进双槐树，就会成为达官显贵似的。
其实，双槐树这条有些历史的街道，始于何时无具体资料记载，但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就已经存在，街名叫做双槐树、顺城街，后来顺城街改名会文路。1942年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一书，街名称为双槐树、会文路。
但也就在1942年，国民政府将其正式易名为“护国路”。此名一直叫到现在。
书名：《寻·城迹：贵阳建筑与贵阳人文》
编者：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8-2061-8
王伯群故居：一座老宅见证民国政要一生沉浮
在贵阳市南明区护国路上，有座与众不同的西式建筑，它就是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王伯群先生的旧居。
旧居本分为中、西式两组建筑，中式建筑因拓宽护国路、修建万东高架桥时被拆，其西式建筑位于现今万东高架桥南侧，为贵州极具代表性的近代西式建筑。故居为王氏后裔所有，后由王氏后裔委托黔西南州政府代管，该州政府在此设立“黔西南州人民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后又由王氏后裔王德龄女士（王伯群女儿，现居美国）收回。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王伯群旧居于1999年12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伯群先生这座旧居，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它原为一组中西合璧的近代建筑，共有房屋9栋30间，建筑占地面积约98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的欧式建筑，从外表看，由长方形主楼和圆柱形塔楼组合而成。主楼面阔七间，上下两层，四面建廊。平顶屋面一角上加建歇山顶楼罩，典型的中西合璧。楼下台阶，复分两组，底层为如意踏跺，上层为垂带踏跺。砖柱上的白色灰塑，状似白菜，与西方人物雕塑迥然不同。王伯群旧居虽为欧式建筑，但在装饰工艺上仍受传统手法影响，是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王伯群故居是贵阳市城区仅存的几座中西合璧的近代建筑之一，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王伯群（1855—1944），名文选，贵州兴义人，为贵州省著名的民主革命人士和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兴义笔山书院，受教于姚华和聂尊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公费留学日本，初入弘文学院，后进入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0年毕业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王伯群返回祖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等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大共和报》，提倡民生主义。民国三年（1914）以贵州代表身份参加北京政治会议，同年8月返回贵州。民国四年（1915）与戴戡结伴北上，参加密谋倒袁（世凯）的天津7人护国会议。是年5月，王伯群与其弟王文华劝说舅父刘显世宣布独立，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并赴湘助弟作战。民国六年（1917）在黔发动护法运动，往返于滇黔。在护国、护法运动时期，历任贵州都督府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民国八年（1919）任孙中山军政府交通部长。民国十五年（1926）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民国十六年（1927）任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民国十八年（1929）3月任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次年递补为委员。民国二十一年（1932）辞去交通部长，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民国二十一年（1933）兼任行政院平政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国民党五大上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民国三十三年（1944）5月被授予国民政府勋章。
民国十三年（1924）王伯群在上海捐银币2000元，创办大夏大学，任校董事长。民国十九年（1930）又慨然承担建设新校舍第一期工程费用逾10万银元，后又多方设法向银行贷款30万银元，在前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全部工程，包括可供2000余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大楼24间教室，可供700余人住宿的“群策斋”“群力斋”和“群英斋”，还有可供教职员工居住的12幢楼房，以及大礼堂、图书馆、理科实验室、医疗室、浴室、饭厅等建筑群，学校总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为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规模宏大、风景幽美的学校之一。校内设文、理、教、商、法5个学院及师范专科，是私立大学中院系和设备比较完整的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是年冬王伯群率大夏大学师生从上海迁往贵阳，王伯群本人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以讲武堂旧址为临时校舍（即现今河滨公园对面黔剧团及省教育学院所在地)，后在贵阳城郊花溪建立正式校舍，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3栋。学校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四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两系；法商学院设银行会计、工商管理、政治经济三系；教育学院设社会教育、教育心理两系。
大夏大学内迁贵阳，结束了贵阳自省立贵州大学停办后7年没有大学的历史，同时还有大批著名学者随校来到贵阳，大大活跃了贵阳的学术气氛。特别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吴泽霖、陈国钧两先生，系统地开展了对贵阳及其附近县份的少数民族研究，出版了《苗胞影荟》《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重要著作，开有组织地、科学地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先河，影响深远。
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军逼近独山，王伯群安排大夏大学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同年12月20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的王伯群先生因十二指肠大出血，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
书名：《贵山之阳 城市过往：寻访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编者：白凤
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3794-4
白沙巷 先生祠
从中山东路与护国路的交接路口，往护国路方向行几十米，往右边缺口进入，不远处就能在墙壁上看到蓝色路牌：白沙巷。
巷内大段老式砖墙。黑色砖块，有年代感的排列方式，底部位置则是大石块的基石，老砖墙中间的旧式小窗，处处透着时代感。在中间一段老墙上长满青苔和杂草，俨然已是立体植被景观。
白沙巷不长，缓慢步行也就十分钟以内的路程。巷子也不宽，电瓶车会车也要放慢速度。走在巷子中，蜘蛛网一样的电线纵横交错，穿着睡衣的行人，站在路边三三两两聚头聊天，老城街坊里的生活气息十足。
这里至今保存着一些老式住宅的样子。在白沙巷3号破败的房屋，大门位置全是肮脏的生活污水，往里看去是个大杂院，黑暗潮湿，红砖斑驳，杂草丛生。
而在远一点的岁月里，这里的标签是名门大宅。
在白沙巷2号的贵阳市六一幼儿园，是曾经的刘统之先生祠。从外观看，刘统之先生祠大气宏美，新近刷成的黄色墙体，鲜艳显眼。大门是“民国”时代典型圆拱门，中西合璧的风格，门顶位置有刻字：刘统之先生祠，署名为“南海康有为”。整座宗祠布局缜密、雅致美观，拱形大门，二进二院，配以东西两廊，组成封闭的四合院，黑墙青瓦。
1917年，这里由时任财政厅长的张协禄所修建，时任贵州省省长的是刘显世，张则是刘显世的“四大台柱”之一。1919年张协禄因政治斗争失败服毒自杀，刘显世将这座私宅转了过来，为纪念自己的父亲刘统之，改名为“刘统之祠堂”。
豪门大院，历经转手，两个家族，几代人，这个祠堂在贵阳人的记忆里有着很多故事。
刘统之，原籍兴义，他是黔军的创始人之一，早期办有团练，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发展教育。他曾捐资重建“笔山书院”，选拔和资助四十余名学子东渡日本求学，向黔西南及贵州乃至全国输送大量政治家和军事人才，包括后担任参议院议员、拒绝曹锟选票贿选的刘显治； 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后策划护国运动、创办大夏大学、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的王伯群以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而如今，曾经的刘家名门老宅，已经变成幼儿园。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刘统之，以他命名的祠堂继续用于教育，也是“很有意义”。
在白沙巷内，刘统之先生祠外，听见墙内幼儿笑声阵阵。曾经的历史烟云，似乎已经消散在普通老城慢生活中，关于这里的记忆，年轻一点的贵阳人记忆里更为清晰的或许是关于幼儿时代的欢声笑语。
王伯群故居 静立万东桥
万东桥，贵阳主城区重要的交通干线，从这里，贵阳市区的车辆向城边缘流动。
这里的喧闹和繁华是显而易见的：一侧是曾经贵阳最高楼凯宾斯基和越建越高的亨特国际，这附近有时尚的休闲地段，也有安静的旧书花鸟市场；有兴起的楼盘，也有高校分布。
另一侧的人行道上，高高的堡坎上全是爬山虎，新发的嫩叶颜色正好，满目都是绿色，颇具文艺氛围。跟着爬山虎一路向前，从旁边岔口向上，便可见在前面一棵大树的“庇护”下，一栋西式老宅静立。
路边的石碑上有刻字：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王伯群故居。石碑所立时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布。
光是第一眼的观感，王伯群故居风格明显，古风依旧，独具魅力。
宅子门窗紧闭，不能进屋观看室内布置，古宅的“外表”却足够精致。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建筑四方四正，边角为严格直角，依然棱角分明；长方形的主楼，两层以上有顶楼罩，留有足够空间纳凉晒阳；两层楼房四面都有走廊，边上的护栏是暗红色木制，花纹、材质为中式；每一面都留有进入房屋的台阶和开口，以圆拱门为中轴线，两边皆为对称风格：砖柱子，圆弧顶，每个柱子顶端有白色灰雕，形状如浪花，又如白菜。
而最体现设计者功力的，还是长方形主楼一角的圆弧顶碉楼：圆柱形的碉楼，分为三层，底层开着小铁窗，二层三层的设计一致,向着不同方向都有窗户，和主楼一致的暗红色窗棂，百叶窗设计，半圆窗顶；越往上，越精致，三楼比二楼增加更多浮雕和样式，层层相接的位置有雕花；最顶处的半球顶，有鳞片纹饰，白色立体雕花从边缘向最顶处辐合，聚集到最终端，是尖尖的楼顶。
主楼的精致显而易见，而故居的“年岁”也无法掩藏：灰雕的颜色已经暗淡，窗棂的红色漆有些脱落起皮，走廊地板也磨得够平，台阶上的青苔爬满，垫起主楼的大石块斑驳，碉楼的底层小窗上全是铁锈；黑色砖墙上也有少许地方出现破损。
故居靠万东桥的一面，有石板铺成的小道，连通宅子和院门，院门紧锁，封住往大道上的石阶。院里石缝处，有杂草小花坚强生长;边上有低矮房子，有人家居住。
从住宅看主人的审美，窥原主人往事，往往是个常规途径。
这栋宅子的主人王伯群，生于1885年，贵州兴义下五屯景家屯人，家世显赫，乃是当时贵州军阀刘显世之外甥。家学渊源，年幼起好读书，年轻时公费选送日本留学。
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任干事。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王伯群愤然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后参加反袁运动；王氏一家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王伯群胞弟被刺身亡；北伐成功后，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后又为交通部部长，致力于交通改革；还致力于教育事业，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名失学青年的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任董事长；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1944年，长期积劳成疾的王伯群因胃溃疡逝世。
万东桥上王家故居修建于1917年，已经快一百岁了，几乎算是贵州境内保存最完整的中西风格合一的古宅之一。原来故居是一中一西两栋并列，因万东桥扩宽，中式的那一栋被拆，而原先的故居地皮也成了现在黔西南自治州驻贵阳办事处所在地。
在上海愚园路，还有另一处王伯群故居，建于1934年，同样是西式建筑，现在已经被改成了少年宫。
而贵阳的王伯群故居，紧锁大门，阻挡了慕名来访者。周围的现代建筑也一点点逼近古宅，或许在持续的漠视之下，在阔步向前的城市面前，这栋极具建筑美的老宅也会被“挤”出实体空间吧。
谢六逸：“贵州督军”的“墨线”
贵阳安云路，尽头位置是黔灵山公园一道“后门”。清早七点许，从这里入园游玩者不少。
进了大门，成片竹林，一眼苍翠。顺着林间小径往左走不远,右边一块平整空地位置，在竹子掩盖下颇为幽静，一块石碑靠山坡脚下树立着：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谢六逸墓，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公布。石碑和基石位置都泛青，显示此处阴暗潮湿。
石碑就在此处，找到谢六逸墓的具体位置却颇费周章。
沿着石碑旁边的陡峭石阶向上，一路询问不得结果后，笔者走入密林，一番寻找后，在一个较为密集的墓葬位置，两座合葬墓背后找到谢六逸墓。
除墓碑之外，墓的整体全是土封，从墓碑时间看，安葬时间比前面的两座墓要早，周边区域已经模糊，长满杂草，没有近期祭拜的迹象。封土顶部长着几棵槐树，最大一棵已经粗过碗口。整体简单平实，甚至有几分萧瑟的味道。这里紧靠的几座墓碑都有十字架，为宗教墓葬区。
和李端棻墓一样，因为地处比较隐蔽位置，周围植物又是四面遮挡，并不引人留意。
看似简单的墓穴为何在1998年就被公布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故事需要拉回到谢六逸生活的那个时代。
1898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正在发生，维新变法救国图强运动轰轰烈烈兴起，仅百日之后却宣告失败，在这团历史烟雾中，似乎远离京城风雨却难脱时代巨轮的贵阳，城区小小的一条指月街上，谢六逸降生。他的父亲是谢天赐，先在湖南沅陵县任知事，后来调回贵州都匀等县任职；谢六逸的祖父是谢朝燮，曾是江西籍的拔贡生。
出生仕宦之家，从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各种思想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他曾先后就读于贵阳达德学堂高等部、贵州省立贵阳模范中学校。
1918年，20岁的谢六逸和王若飞等人，在黄齐生的带领之下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学习。在日本读书期间，谢六逸加入了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开始了他在近代史上的足迹：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教授，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1922年，谢六逸学成归来，之后的十多年里，参与修订过《综合英汉大辞典》，主编《儿童文学》月刊，出任上海《立报》副刊《言林》主编，创办并主编《国民》周刊。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谢六逸回到贵阳，与蹇先艾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在《贵州日报》出版《每周文艺》。
1941年，子承父业的华问渠看到因战事内迁的大批学者著作无从发表，聘请谢六逸担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在谢主持工作期间，文通书局出版了各种新书。1942年，谢六逸与马宗荣教授一同在贵阳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了苏步青、竺可桢、张奚若、张孝骞、白寿彝等112人为编审委员，将躲避战乱的学者聚集起来，出版了各类书籍百余种。
在前线各大文化城市相继沦陷、出版机构尽毁的背景下，谢六逸与文通书局用文字形成一股精神力量安稳后方，也在文化兴黔的路上，留下了至今让人回望的光辉岁月。
对于谢六逸，茅盾先生回忆道：
“……我们给他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以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总该可以索解……”
而鲁迅在《教授杂咏》其四中写到“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谢当时编了《模范小说选》，选录鲁迅、茅盾、叶绍钧、冰心、郁达夫五人的作品，并在序言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想拿五位作家的作品来反对当时流行的文艺革命。鲁迅对此看法不一，因此写了短短二十字来影射谢六逸。
文人之间，总有一些奇怪的情结。但谢六逸却有自己的“墨线”，他在《模范小说选》序言写道：“盼望他们少写几句八股文，不要以为模仿他人；必须自铸新辞才好……不过在我所做的是‘匠人’的工作，匠人选择材料时，必须顾虑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线，所以我要‘唐突’他们一下了。”观点有差异，其作为编辑的认真严谨却可见一斑。
1945年，谢六逸病逝贵阳，在他四十七年的光阴里，历史的风起云涌和大时代下个人选择始终彼此交缠，正如他写的：“大凡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特别空气，这种特别空气笼罩民众生活的各方面。”
在这种特别的时代空气里，谢六逸紧守的“墨线”，在历史风云中，“弹”下了他自己的印记。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祠堂会馆丨贵阳刘统之先生祠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15年5月（第五批）
年代/民国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白沙巷
刘统之，名官礼，统之是他的字，贵州兴义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逝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是贵州军阀中的重要人物，兴义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人。
清咸同年间（1850年—1875年），贵州局势动荡，民变四起。刘氏家族募集乡勇，大办团练，逐渐发展成为黔中实力最强的地方武装之一。因平乱有功，刘统之被清廷擢升为在籍知府，后又加道员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升任为滇西候补道，赏三品顶戴，留用云南。从光绪年间（1871年—1908年）至辛亥革命前夕，刘统之已经成为贵州的一方枭雄。
刘统之虽戎马生涯轰轰烈烈，但崇文之心始终不灭。他认为“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暴乱不息的根本原因还是“文风衰靡”，文化教育落后。
有记载称刘统之“幼读私塾，16岁从廖健藩，汇表东研读性理学及《左氏春秋》，精习书法，尤善草书。”他一直心怀“整饬地方”“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家理念，并力求实现。
随着战事趋于稳定，刘统之开始把目光投向家乡的教育事业。光绪八年（1882年），他多方筹措教育经费，重金礼聘各地名人学士前来执教；第二年，会同地方官绅等人创设“培文局”，以培育地方文化；光绪十五年（1889年），于兴义城东北隅购地，重建笔山书院。院舍3进共有房26楹，房屋百十间，有礼堂、讲堂、缮堂、斋房、教员憩息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院长）、庶务室、教员室等。
新书院在大门石额题有“笔山书院”四个大字，石刻对联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导出了立院之目的。院内建有鱼池、围栏、石阶等，是当时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的一所书院。
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间，他花重金诚聘省内外文化名人桂馥、雷廷珍、姚华等来笔山书院执教，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名儒大家，刘统之无不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一时传为佳话。他还斥巨资派员赴长沙购买了大量图书，供书院内外的人借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统之改笔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礼聘贵阳名举人张寿龄任首任高等小学堂长，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等设施。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书刊数千册。同年，刘又出资从日本购进物理和化学仪器。除本省云南、广西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培养出了众多的栋梁人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统之以团防局名义保送年轻人留学。他以地方公费派出学生留学日本，前后达数十人，其中包括了王伯群、刘显治、何应钦等，分别进入日本的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他们回国后，在政治、军事、教育各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时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又聘请省内外名教师等担任各科教学任务。这时兴义仅有城区高等小学堂一所，城乡学生蜂拥来学，几致不能容纳，有的报考多次，未被录取，要求旁听。每至黎明夜静，朗朗读书声达于校外。学生互相竞争，惟恐落后于人，学风淳朴，盛极一时。
刘统之祠原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张协陆的私人宅院，始建于1917年。张协陆死后，刘统之之子、时任贵州省长的刘显世，于1919年将此宅院转手过来，命名“刘统之先生祠”，以纪念其父。
刘统之先生祠占地约2000平方米，分前后两院。所有建筑为穿斗式木结构硬山顶，两山和后檐为砖砌空斗墙，屋面为青瓦覆盖。大门为拱门，门额上题有“刘统之先生祠”几个字，此字系1920年康有为亲笔所书，其题头和落款“庚申年三月”“南海康有为”几个小字，依然清晰可见。据说，该匾额“文革”期间被人抹上灰浆掩盖，从而得以保全。
2015年，该处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贵阳市“六一幼儿园”。 沧桑墓葬丨谢六逸墓
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97年11月（第四批）
年代/民国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枣山路黔灵公园
中国抗战时期文教科技界人士的大内迁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敦刻尔克”大撤退。所谓“敦克尔克”大撤退，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1940年5月，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英军在敦克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这项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行动使英国最终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
而中国文教科技界人士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则保护了大批宝贵人才，你看看这个名单，就会感受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多么无法估量。数学家苏步青；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艾芜；戏剧家田汉、安娥、熊佛西；翻译家李青崖、曹未风；书画家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叶浅予、沈逸千、赵少昂、商承祚；音乐家马思聪、王慕礼、王人艺；电影演员胡蝶、谢添；学术大师陈寅恪……我们无法穷尽这个名单。而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谢六逸就是这批南迁的大家中的一个。
谢六逸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在贵阳官宦之家，本名光焱，笔名有宏徒、鲁愚、无堂；祖父谢朝燮、父亲谢森初都做过知县。谢六逸儿时未上过小学和私塾，由父母教以诗文，少年时就读贵州模范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学校之一），1917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文学；1922年毕业回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后又任神州女校教务主任，暨南、大夏大学教授。1930年他先是执教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新闻系成立后，兼任中文、新闻两系主任，还担任《新闻学概论》的讲授。教学之余，他着力研究日本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
当时，上海进步刊物《新生》《永生》先后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出版，进步性综合刊物成为社会迫切的需要，经共产党人胡愈之举荐，谢六逸担任《国民周报》主编。
淞沪之战，日寇攻占上海，谢六逸和夫人带着子女经香港辗转回到贵阳，这时复旦、大厦大学也南迁至贵阳，谢六逸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国文教材及教法研究》等课程，1941年贵阳师范学院成立，谢六逸担任该院国文系主任；除讲授本院课程外，还兼课贵州大学中文系；又与作家蹇先艾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1942年受贵阳实业家华问渠之聘，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主编《文讯》月刊。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南迁来的一大批名家为编审委员，连当时在市郊青岩的一座山洞里研究微积分的数学家苏步青也被请“出山”当编审委员。还有竺可桢、张奚若、张孝骞等等，竟达112人之众，开创了出版界的先河。文通书局先后出版了《大学丛书》等数百种新书，其中凝聚了谢六逸的诸多辛劳。
1942年底，谢六逸出任贵州第三届参议会议员，当时省主席杨森发起“短衣运动”，在街上“执法”的警察见有人着长衫便强行剪短，他对此愚昧之举甚是愤慨，在报上公开批评这种侵犯人权的暴行，终使杨森下令停止“短衣运动”。
谢六逸一生虽然短促，但著述颇丰。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日本文学》《文艺思潮史》等21种，选编《模范小说选》《国外新闻事业》《模范国文选》等5种，编译、翻译《古事记》《希腊传说》《罗马故事集》等12种，还校订《大战后之世界文学》。
1945年8月8日，年仅47岁的谢六逸突发心脏病去世。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对这位在新闻、文学、翻译、教育事业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专门撰文予以悼念。
谢六逸去世后，安葬于黔灵山圣公会公墓，其文物保护单位碑距墓60米左右。故人虽去，其对事业的贡献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名人故居丨贵阳王伯群旧居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99年11月（第三批）
年代/近代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护国路97号
王伯群的旧居有三个，一是兴义下五屯，这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二是护国路上的别墅，三是上海愚园别墅。这是护国战争胜利后，1924年，他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厦大学并任校长时，结识并倾情于夏大校花保志宁，并答应保的三个条件：嫁妆十万元；婚后出洋留学；购一幢花园别墅。因而有了这幢故居。
而我们要讲的是贵阳护国路的故居，其原名叫会文路，是一条小街道。这条路因参与护国运动的几个贵州人都曾在此路居住过而名。
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与弟王文华劝说时任贵州督军的舅父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并赴湘助弟作战。两兄弟都曾居住会文路。贵阳人任可澄，护国运动期间曾任云南巡按使，后任贵州省长，对推动护国运动发展有一定贡献，他曾在会文路居住。贵州护国军营长，后官至五省（川、黔、鄂、秦、陇）联军总司令的袁祖铭，也曾居住会文路。为纪念护国运动，贵阳人将那条叫会文路的小路改称为护国路。
从浮玉桥过西湖路就是护国路，位于今护国路西侧，这里有一幢私人别墅，主人就是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部长王伯群。这幢别墅建于1917年，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欧式建筑，是贵阳历史上第一栋仿西式建筑。占地1600平方米，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四面建回廊，房屋宽敞大器，由长方形主楼和圆柱形碉楼组合而成。主楼7间，上下两层。碉楼3层，下有地下室，上建穹顶。砖柱雕塑似白菜，寓意“清白家声”。这栋别墅虽历尽沧桑，仅存一栋两层中式主楼和圆形塔楼，但仍是筑城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伯群是贵州兴义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1911年回国投入辛亥革命；创办《大共和报》，提倡民生主义；1915年，与戴戡北上，参加密谋倒袁（世凯）的天津7人护国会议；1917年在黔发动护法运动；在护国、护法运动时期，历任贵州都督府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1922年春在铜仁就任贵州省长（未到任）；1926年后历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递补为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44年5月被授予国民政府勋章。
20世纪30年代开始，王伯群转向“教育救国”。他出资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从1928年年起兼任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同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1929年9月1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大学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他生前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书名：《贵阳名胜古迹》第一卷
编者：王春雷主编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ISBN：978-7-80236-532-2
刘统之先生祠
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97年年9月 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年代/民国 地址/南明区白沙巷
在白沙巷“六·一”幼儿园大门的高大墙壁上，镶嵌着“刘统之先生祠”六个大字，字体端庄，笔力遒劲，刻工精湛，上款为“庚申三月”，下署“南海康有为书”。刘统之，名官礼，原住兴义下五屯，清末办团练起家，官至云南侯补道，统领兴义滇黔靖边营。他的儿子刘显世于辛亥年（1911年）10月奉贵州巡抚沈瑜庆电令，带五百徒手兵急赴贵阳，防革命党人起义。然起义成功，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任用刘显世为军政股长兼黔军第四标标统。刘显世抓住革命军援鄂、援川之机，与宪政派联合请滇军入黔，颠覆了贵州军政府，以滇军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后升贵州护军使。1916年通电反袁世凯，出
任贵州都督兼贵州省长。1919年，刘显世凭着自己的权势，收购了原财政厅长张协陆的豪宅，改作祭祀父亲的祠堂。以后政局多变，周西成任贵州省长后，改为省教育厅驻地。1949年后，作为贵阳市文化局、卫生局办公用房，以后为中学生俱乐部、幼儿园。因长期为公用，随时维修，保护较好。
它是贵阳幸存的一所旧式大宅院，可窥见民国年间贵阳民居的一角。大院原占地4500平方米，现存部分仅2000平方米，分前后两院。院落宽阔，正房为五开间，两侧厢房为三开间，主体建筑为木结构，用抬梁式、穿斗式硬山顶，两山及后檐为砖砌空斗墙，前檐用木装修，盖小青瓦。外面有高大墙体，中开拱形门，正中一间为过道，两边各有两个房间。第二进正房为单层单檐硬山顶，中间仍为通道，雕檐镂窗，十分精致。第三进正房为两层单檐，前面有廊，两厢与二进正房相连。布局规整、紧凑，正房与厢房形成两个封闭的四合院，院中有花坛。
王伯群故居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99年年12月 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年代/近代 地址/南明区护国路
汽车从高架桥上驶过，在万东桥与护国路交叉口上便可看见一座罗马式建筑，它就是王伯群的故居。王伯群（1855～1944年），名文选，贵州兴义人。早年就读于兴义笔山书院，受教于姚华先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公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废除“民国”，复辟帝制，梁启超、蔡锷、汤觉顿等人在天津会议，密谋反对袁世凯称帝，贵州人王伯群、戴戡、陈国祥、蹇念益参加了秘密会议，史称“天津七君子”。滇黔首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在1916年取消帝制，在一片反袁声中死去。以后、王伯群任过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交通部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招商局监督，又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评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辞官后，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前身）。抗战期间，大夏大学迁往贵阳，王伯群任董事长、厦门大学教授欧阳怀任副校长，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校址在今贵州省教育学院和黔剧团的地方。
王伯群故居就是在“护国”战争胜利那年修建的，因王伯群参与发起“护国运动”，它所在的双槐树街也因此改名“护国路”。这个故居是贵阳20世纪初最时髦的西式建筑，它有浓郁的古罗马建筑风格，又具有中国民居的格局，造型新颖、美观，装饰华丽，做工精巧，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时代精神，折射出时代的大变革，是近代贵州重要史迹的代表性建筑。
房屋原先建在一块高地上，拾级而上，正对三层的罗马式圆形塔楼，从下向上仰望，巍峨而有气派。房屋用弧形的磨砖砌筑成圆形，三层之间有灰塑的腰线，分出层次，六根“科林思式”方柱，支撑着半圆形的穹窿顶。门窗为拱券形，安玻璃窗和镶板门，门窗外加木制的百叶。
与塔楼紧紧相连的是一座两层五开间的砖木结构楼房，前后两进，平面为矩形，周围有圆弧拱、马蹄拱、多心拱的回廊，“科林思”方柱上有灰塑卷叶花，柱间有车花木栏杆，走廊有1米多宽。楼层空间高，墙体厚，安装双层门窗，用木地板。屋顶为西式平顶，四周砌空花女儿墙。屋顶上有一间四坡歇山顶小屋，东、西各开一扇老虎窗。
王伯群故居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这种风格的建筑，在贵州独一无二，全国也不多见。它是“护国运动”的历史遗迹，标志着贵州在历史浪潮中走在前列。它是贵阳走向开放的标帜，在古城中修建起罗马式建筑，接受西方文化，精美的建筑给人许多美感，是贵阳20世纪初的标志性建筑。
（王伯群（1855～1944年），原名文选，又名荫泰，以字行，贵州兴义下五屯景家屯人，贵州军阀刘显世之外甥。年幼时从父学易、书二经，又学阳明学、四书等。18岁丧父，从贵州姚茫父、熊范舆、徐叔群三人专攻读《孟子》《左传》和数理学。后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便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交通部长等职，平生不畏强权，尽力为国谋利益。）
（罗马式（Romanik），是从9到13世纪初的建筑风格，因采用古罗马式的券、拱而得名。罗马式建筑以教堂为主。主要特征是厚实的砖石墙、窄小的窗口、半圆形拱券、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和高大的塔楼，给人以雄浑庄重的印象。）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3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09399-8
在“护国运动”中诞生的护国路
彭鸿书
走在贵阳城东的护国路上，老一辈的居民会指点着告诉你：这里是南横街口，往北迈几步原来的地名叫双槐树，再向前便到了指月堂，紧傍着的是贵阳三大书院之一的南书院，南书院前面一望之地就是顺城街了……这些已经融入老人们记忆深处的老街名，都因1916年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当中著名的护国之役大功告成后，为纪念贵州护国运动而改称“护国路”了。
贵阳的三大书院是前清时代的设施，即抚院旁的贵山书院（地址在光明路今贵山饭店左侧）、城北的北书院（即正本书院，位于今云岩广场对面）、南书院（名正习书院，一度改名为学古书院，地处今护国路中段老地名火药局处）。清朝末年，天津士人严修取得功名以后被外放来贵州，官居贵州学正。此人有维新思想，在任上时有作为，其中之一便是在南书院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经世学堂”，他发出要求，让各州、县在秀才中选送优秀者前来入学。学堂课程除原有的经史子集之外，另增讲授先进的数理化课程及外文，这一来使贵阳的文化教育面貌一新。其后贵州名士李端棻来堂讲学，传播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他带来的《新民丛报》一类的新报刊更是启迪了学生们的思路，帮助学生们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一时间新知风传，相互砥砺，后来在贵州涌现出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大都出于经世学堂。民国成立以后，这条街被改名为“会文路”，很有可能就是为了纪念经世学堂的教学成就吧。
时间进入1913年，原为清廷北洋重臣的袁世凯，窃取了国民革命的果实，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实权在握便逐渐蜕了“革命”的外衣，言行已与国民革命的宗旨离得越来越远，1914年竟悍然解散了参议院与众议院，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从中已经洞察到袁世凯的狼子野心，认识到必须再一次地发动反对帝制的武装斗争以挽救国民革命，便秘密派人分赴各省进行联络准备。1915年袁世凯野心大暴露，竟丧心病狂地伪造民意，为其复辟帝制制造口实，还计划把1916年改为“洪宪元年”，大做其洪宪皇帝的美梦，引起了全国风起云涌的反袁护国运动，1916年贵州宣布反袁起义独立。
早在1914年袁世凯解散参众两院，召开约法会议的时候，贵州的王伯群曾以贵州议员的身份与会，于会上知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一切内幕后，即赶回贵州与他的弟弟王电轮、贵州前按察使戴勘商议应对之策，以观时变。待护国名将蔡锷回云南发军讨袁时，贵州黔军在王电轮、戴勘等率领下也积极声援并率军向北洋军发起攻击，贵州人王伯群、任可澄等也积极参与其事并屡屡获胜。袁世凯在惊惧忧愤中于6月6日暴病而死，其复辟丑剧落幕，护国运动大功告成，会文路被改名为护国路，以纪念贵州护国起义的功绩，街名一直延用到现在。
事后，王伯群、任可澄等先后回黔，曾长期在护国路上居住。现王伯群的一幢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故居仍傲立于路侧高埠之上，可资后人参观追忆。
王伯群与他的三座故居
刘隆民
王伯群（1885—1944年），名文选，字伯群，贵州兴义人。曾任总统府参议、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贵州省省长（未上任）、交通大学校长、大夏大学校长，是民国时期的显贵。他有三座故居，一在兴义，一在责阳，一在上海。这三座故居，贯穿了他不凡的一生。
兴义下五屯故居
兴义的上、下五屯，在云贵主干道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下五屯，还有坚固的城堡，在“咸同”、光绪年间，刘显世父子曾带领团练，在这里与白旗军和广西会党军血战。
20世纪末叶，在兴义市政协王远行副主席的陪同下，我去了兴义市下五屯的景家屯。一进村，便见狮子山峭壁上，刻有“王电轮将军故里”七个大字，全长近五米，落款署“第五旅旅长胡瑛题”。王电轮即王文华，是王伯群的胞弟。胡瑛是黔军第五旅旅长，1927年他驻军兴义时，为缅怀贵州名人王文华，留下了这块刻石。离刻石不远，便是20世纪初曾任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及其胞弟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故居。
王伯群先生的这所故居，始建于清光绪初年。这是一座穿斗式结构的四合院，是现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兴义市两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模虽然不算大，只有两进，房屋的进深也只是五柱二瓜，但它依山而建，独占鳌头，还是有一种阔绰的气势，让人想起当年的豪门风光。可惜这座建筑年久失修，现已破败不堪。原来的青砖封火墙，早已坍塌，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几堵石墙。不少地方只剩下石阶、木柱，行挑，片瓦不存，王氏往日那富甲一方的望族风光，已消失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之中。
王伯群的青少年时代，都在这所故居中度过的。他的母亲是兴义知府刘官礼的千金，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出生在这样人家的王伯群，具有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他从父学“四书”“五经”，读王阳明的著述。据说他悟性极高，聪明过人，记忆力尤其好，几乎达到过目不忘。在他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之后，又师从姚茫父、熊范舆和徐叔群，除了继读攻读儒家经典之外，还学习数理。1906年，王伯群被派遣到日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后入日本中央大学，一去就是六年，直到1910年才回国。据说，自此一别，除护国战争前夕来过一次之外，他再也没有回过下五屯的这所故居。
贵阳护国路故居
王伯群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结识了章太炎和梁启超。回国以后，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思想。因袁世凯倒行逆施，暗杀宋教仁，镇压护法运动，他愤然离开上海，于1912年回到贵阳，任护军使署参费兼黔军精锐部队长官。1915年，当王伯群察知袁世凯准备称帝改制之后，便与蔡锷和梁启超等在天津召开会议，策划在云南和贵州起义讨袁。在他们的策动下，1915年4月23日，云南宣布独立，1916年1月27日贵州也宣布独立。云、贵独立之后，王伯群与王文华一起，作为右翼军东路长官，率黔军东出湖南，歼敌四千人，奠定了护国战争胜利的基础。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以云、贵为首发起的护国战争中气绝。
护国战争结束不久，即1917年，王伯群便在贵阳现在的护国路上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这便是王伯群在贵阳的故居。
这是一幢法式建筑，由长方形的主楼和圆形的雕楼组成，为砖木结构，现是贵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柏辉章故居、毛光翔故居、王家烈故居、王天培故居一起，合称贵州现存的民国时期五大故居。此楼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主楼七间，上下两层，四面有回廊，平顶屋面上加建歇山顶楼罩，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尤其是在建筑小品上更为突出。比如砖柱上的白色灰塑，状似白菜，这不仅与西方喜用人物雕塑迥然不同，而且具有贵州乡土特色。可见王伯群的这所旧居虽为法式建筑，但在装饰工艺上仍受中华传统趣味的深刻影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当年，临街一面，还有西式大铁门。进门之后，又沿石级而上才到主楼，很有气势。楼的周围还有很多空地，上植奇花异草。此楼竣工时，王伯群已离筑到上海，因而没有入住。入住此楼的，是他的舅父、当时的贵州都督刘显世。
当年修建此楼时，还留下一个掌故。据说挖地基时挖出很多蛇来，请民工挑了二十七挑蛇丢到南明河。当时有人就认为不是好兆头，建议王家不要在此建楼。但王家不听，还说龙蛇聚集之地乃是宝地，依然在此把楼修建起来。后来，刘显世入住此楼不久，因兴义派新人与老人观点不一，王文华逼迫刘显世出走，演出了一幕“外甥打母舅”（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的历史闹剧。
上海愚园路故居
护国战争胜利，王伯群离开贵阳到上海，并随孙中山先生到广州恢复军政府，任总统府参议兼交通部长。1921年，其弟王文华被刺身亡之后，王伯群受任贵州省省长，但因袁祖铭的“定黔军”占据贵阳，他行至铜仁又转赴上海，成为贵州历史上唯一受任而未就职的省长。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继任交通部长，任中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如：收回外国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茹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制定重要交通法律、法规等等。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交通大学校长（今华东师大前身），现在的西安交大还设有缅怀他的专馆。后因涉嫌走私鸦片，被迫辞职。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先任董事，后任校长。此校在当时上海四十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在此期间，经何应钦之妻王文湘撮合，结识并倾情于大夏校花保志宁。王伯群当时四十六岁，保志宁二十岁。据说王、保两人当初议及婚嫁时，保志宁曾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王赠她嫁妆十万元；二是婚后供她出洋留学；三是购置一幢花园别墅结婚。王伯群全部答应，于是便有了王伯群在上海愚园路的这幢故居。
这个建筑群由美商协隆洋行的中国建筑师柳士英设计，主体为一幢以英国哥特式复兴风格为主的建筑。别墅为四层砖木石混合结构，仿欧洲中世纪城堡式样，窗户用斩毛假石镶边，窗顶设计为四心尖券。房厅、客堂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主楼南面有花园，草坪植有香樟、雪松、广玉兰等。1935年，王伯群与保志宁在这座美丽典雅的别墅里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王伯群夫妇离开了此楼。抗战时期，汪精卫住进这幢房子，这里也被人们称之为“汪公馆”。
王伯群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住进了1917年他在贵阳修建的公馆。1944年，为解决大夏大学经费，他带病奔赴重庆，并逝世于重庆陆军医院，享年60岁。国民政府对他的褒扬.令说：
“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性行端谨，学识宏通。自讨袁护法诸役，无不奔走策勉，克襄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溯后息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殚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倚异实深，遽用溘逝，易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备宣诸国史馆，以彰忠苓，此令。”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4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0521-9
黔灵墓地安息着两位大师
刘可
老贵阳郊区，有很多公共墓地。这些墓地的性质，可分为三种。一是家族墓地，如刘家坟山、朱家坟山。二是移民墓地，如陕西义园、衡府义园。三是宗教墓地，如回民墓地、基督教墓地、天主教墓地。
黔灵山的圣公会墓地，是天主教墓地。这个墓地在黔灵山后山，离鸭子井只有一百米远。如果从黔灵山后门进去，沿水泥大道往上走，在半坡处的右面，有一块稍微平缓的山地，这里就是解放前圣公会的墓地，有人又把它喊叫复活山。
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原来有十来座坟，埋的都是天主教徒，碑额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其中有两座坟安息着民国时期两位大师级的人物。
一个是谢六逸先生。谢先生是贵阳人，生于1898年，卒于1945年。其家在指月街，是有名的书香门第。他在达德学校毕业后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东洋文学史。回国后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29年任该校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并在教学指导思想、课程体系和建立学生实习基地等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1935年兼任《立报》副刊“言林”主编，形成短小有趣味的“言林体”。抗战爆发后，随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1938年8月因患胃病，回贵阳休养，并任西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同时与蹇先艾、李青崖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又联合文艺界爱国同胞，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主编《抗战文艺》半月刊。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2年，他应华问渠之邀，与马宗荣教授一同在贵阳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了苏步青、竺可桢、张奚若、张孝骞、白寿彝等112人为编审委员。这些抗战后方学术界的重要学者，一改文通出版旧貌，出版各类书籍百余种，为贵州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和抗战文艺做出了积极贡献。1944年谢六逸兼任《中央日报（贵阳版）》研究室主任。1945年8月8日，谢六逸因病不治，逝世于贵阳师院寓所，年仅四十七岁。当时的报纸以《名教授谢六逸逝世》为题进行报道，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吊唁，避难遵义的戏剧家熊佛西亲往灵堂奠祭，省主席杨森恭诚执拂。
在新文学史上，谢先生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团体即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他的一生著译颇丰，仅文学方面的著作就有日本文学史五种、译著多种、儿童文学六七种，另有《水沫集》《茶话集》《文坛逸话》《西洋小说发达史》《农民文学ABC》《神话学 ABC》《日本文学史》等多种。他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与周作人难分伯仲，郑振铎所编《文学大纲》，其中的日本文学部分多为他的手笔。另外，还有译著《伊利亚特的故事》《希腊传说》等。同时，他又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他开办和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是我国高校新闻专业的首举。他所倡导的“报章文学”，厘清了各种新闻体裁的关系，丰富了我国新闻理论。其《新闻学概论》《实用新闻学》，更是我国新闻理论的开山之作。因他在文学、新闻和出版界的突出贡献，备受我国现代文化名人的敬仰，茅盾、朱自清、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等都对他的成果给予高度的肯定，并成为了他的朋友。由于他很胖，茅盾还风趣地给了他个绰号：“贵州督军”。先生用文笔抗战，但遗憾的是他未看到胜利，在日本投降前夕逝世了。先生虽是名人，但很清贫、毫无积蓄，连棺材都是华问渠先生义赠，墓地也用天主教圣公会的公共墓园。先生的夫人鲍岐一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徙，他与鲍岐的婚礼也是在教堂举行的，但研究他的专家秋阳说先生没有经过洗礼，不是教徒。可见先生安葬圣公会墓地并不是宗教关系，而是与经济拮据有关。一代文豪死无葬身之地，令人不胜嘘晞；一位用文笔抗战八年的志士，在抗战胜利前几天去世，未能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极为遗憾。
另一位是国学大师梅光迪先生。梅先生是安徽宣城人，生于光绪十六年即1898年，卒于1945年。梅氏是安徽望族，宋代的文学家梅圣俞和清代的数学家梅文鼎都是梅先生的远祖。梅先生聪慧，十二岁就考取秀才。1911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专攻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先后任南开大学、东南大学英文系主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36年夏回国后，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担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后，经竺可桢校长同意，梅先生在西迁贵州湄潭的浙大继续发扬“学衡”精神，规定一年级学生都要必修古文一年，从远古到明、清，按顺序选读；文、师两院学生还要求加读一年历代文选；此外对一年级学生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梅先生因病到重庆治疗，返黔时逝世于贵阳，享年四十七岁。学人逝世，学界震恸。浙大校长竺可桢亲自主持追悼，社会名流唁挽甚多。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挽先生联云：“博学重通才流播遗风开往史，清言匡大计婆娑乔木启英豪”。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也以“人师典型”旌挽。梅先生是基督教徒，其坟选建在黔灵山圣公会墓地，与谢六逸墓毗邻。
梅先生在美师从白璧德，一生信奉新人文主义，即主张用古代的道德文化来消除工业时代的消极影响。梅先生在研究和肯定西方文化的同时，主张用儒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因此他深研孔孟，在国内外的大学讲坛上宣传和弘扬儒学，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了毕生精力。
梅先生的文化影响，更体现在上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争中。他在留美期间就结识胡适、任叔永、杨杏佛、陈寅恪等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此时的胡适已认为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胡适的观点遭到梅先生的强烈反驳，双方争论的十分激烈。
胡适因梅先生的反对，更坚定了要进行文学革命的决心，并称之为被“逼上梁山”。民国六年一月，陈独秀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刊载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由于在美国遭到梅先生激烈反对的缘故，胡适先生在发表此文时，把“文学革命”的旗帜“降格”为“文学改良”，梅先生的影响于此可见。这一年胡适踏上了归程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之后，以他为首的自由派同以陈独秀为首的激进派迅速联手，强调西方的物质文明，鞭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惰性。不久，梅先生与吴宓、胡先骕、汤用彤先后回国，并创办《学衡》杂志，标出“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学术宗旨，与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鲁迅先生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著名杂文《估〈学衡〉》，斥责学衡派“实不过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
梅光迪先生与胡适两人之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并开启了一个光照千秋的文化新纪元。作
为这场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梅先生，虽然抵挡不住时代的潮流，但他绝不因此就失却光焰。能作为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巨人的论敌，可以说，这位国学大师是一位失败了的文化英雄。
在这场新旧文化争论中，学衡派与自由派、激进派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的两极，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共同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上世纪初叶中国涌现出的这些国学大师们，无不体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共同追求。发生在梅先生与胡适身上的一些矛盾现象，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梅先生虽是中华传统的坚强卫士，但又是最积极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实践者。他革了旧式包办婚姻的命，与自己的女学生东南大学的李今英结婚。他反对白话文，拒绝写白话文，可他教育子女时，却又热衷于用白话文。同样，胡适主张借鉴西方文明，但又坚守中华传统，一生就范于包办婚姻。在他去世后，蒋介石凭吊他“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很能说明体现在这位大师身上的矛盾现象。
后记：中华圣公会墓地，我在小时候去过，那时黔灵公园的后门还未修建。写完此稿后，我专程去找这块墓地时，公园已没有过去的宁静，道路四通八达，圣公墓的具体位置也找不到了。我在公园中问了不下二十人，但一个都不知道梅光迪，只有一位老先生晓得谢六逸的名字和墓地。
顺城街上的“经世学堂”
彭鸿书
顺城街是今护国路的老街名，街上原有所府学“学古书院”，书院是按照科举制度的需要办学的，清朝末叶科举制度反映在教育上的积弊与落后已深深刺痛了知识界的良知，全国上下剔除积弊改良发展之风掀起，就在学古书院处，贵州一个全新的“经世学堂”出现了。
学古书院又称南书院，在书院的原址上，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二月二十八日由贵州学政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开学了。它比著名的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还早一年成立，经世学堂得以先期成立，得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奏请在全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在总理衙门议复请准的过程中，未等全面推行便抢占了先机成立。经世学堂的新，新在课程的设置上，它除开古文（有《尔雅》《易经》《二十二子》《经籍纂古》《呻吟语》《鞧軒语》等）为必修课外，增设了全新的格致课目（物理与化学）、天算（数学，有康熙的《御制数理精蕴》及《四元玉鉴》《代数术》《数学理》《算学丛存》《中西算学大成》《微积须知》《形学备旨》（几何）《八线备旨》（三角）《少广缱凿》《开方古义》等等以及《万国公法》《读西学书法》《盛世危言》《海国图志》《泰西新史揽要》（泰西指欧洲各国）《时事新论》等。
经世学堂从省属各州、府投考的学生中择优录取学生，严修除自己亲自授课外，还广揽社会英才任教，如对数学颇有研究时年二十四岁的李福田能讲授泰西学术、曾著有数学《勾股细草》的贵阳举人郭竹居等充实师资力量。由于当时学生的出路还在于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视科举为正途，经世学堂的授课采用书院式的自学为主、个别指导为辅的方式，没有固定的课时。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地提倡古文以外的学科，不难想见推行的困难和严修过人的毅力。因此新旧思想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突出的例子是戊
戍变法失败以后，因曾举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获罪被流放新疆的李端棻，在甘肃兰州遇赦回到贵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为经世学堂的主讲，他讲授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卢梭、培根的学说，引起旧派保守势力的嫉恨诽谤，有人在街头张贴讥讽的诗文对他进行指斥。诸如：
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
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居心还想做奸臣，总将康梁分外亲。
往昔曾被康梁误，又把康梁来误人。
心怀坦荡的李端棻，不改其希望社会进步、为家乡培养人材、振兴民族、造福国家的初衷，恨其不争，自撰一联悬于学堂之内以明志。联曰：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
敢为藐躬堪表示；
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
庶几垂老睹文明。
经世学堂那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追求，执著的耕耘，开一时的新风，贵州的民智为开，先后造就了刘显世、刘显潜、张寿龄（协陆）、姚华（茫父）、尹于忠（笃生）、任可澄、黄禄贞、桂诗成、熊范舆、牟琳、金开祥、刘显治、罗椿等等军政学界煊赫一时的人物及其他社会精英数以百计，夙愿得偿，黔人额手称庆。
顺城街的经世学堂，是贵州新型学堂的鼻祖，又是把科学引人贵州教育的先驱，它在贵州的教育史中，独占首页而光耀熠熠。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5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1388-7
白铁肩与晋禄寺的光懿女子小学
谭佛佑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笔者在阅读有关中国教育历史的著作中，有一部北京师范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陈景磐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其中一章在论述教育对近代社会变革、特别是对新的民主革命的巨大作用时，专门以贵州的三所“革命小学”在当时贵州辛亥首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为例，并论述当时贵州的新教育，特别是新的民主革命的教育，就全国而言，不仅不为落伍，反而应当排在最前列。陈景磐先生所述的三所“革命小学”，除平刚等人创办的乐群小学和蒲藏锋等人创办的乙巳小学外，还有一所就是白铁肩创办的光懿女子小学。
白铁肩，此名正是取“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这副名联的深义。一般认为其人必是一位胸怀大志的须眉男子。其实不然，其人恰恰是晚清贵阳一户书香名门闺秀。不过该女子平生唯以剑湖女侠秋瑾为榜样，后来也确实为革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白铁肩本姓罗，名光懿，字凤卿。先祖系湖北蕲春人，其父在清咸、同间，曾在贵州学政署衙为官，卸任后便定居贵阳白沙井（即今之白沙巷），随后在家开馆授徒讲学。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正月，白铁肩就出生在贵阳白沙井家中，故为贵阳人。幼年在塾馆随父就读《三字经》等数十种蒙学课本，及长，经史百家遍览无遗。不仅如此，她还留心国事，仰慕新学。年方十九，便出阁嫁与贵阳癸卯科（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举人白静庵（士艺），遂随夫改为“白”姓，以“铁肩”为名，以抒胸臆壮志。
白氏家居家巷（今之中尚巷）。白静庵以举人身份为官在外，铁肩则留在家中奉母育女，同时决定在家创办塾馆，传学授徒，所收取的“束修”，还可贴补家用。她在教学的同时，还广交一批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维新思想又有一定文化知识、当时可谓“先进”的知识女性，如黄烈诚、谭佛侠、杨镜如、董德莹、吴裕如等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议论国是，探索西学，共同阅览宣传维新、革命的报刊。诸如康、梁办的《时务报》，秋瑾办的《白话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等。一下子视野豁然洞开，似乎看到了在中国这块沉睡几千年的古老的国土上，已开始透露一线觉醒的曙光。
19世纪刚进入90年代不久，随着清政府第一个新学制即壬寅——癸卯学制的颁行，中华大地“教育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几乎响遍了山陬徼外。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垣贵阳，一批具有新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创办新学，培养新型的人才以实现救亡图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以后，许多新式的学堂，特别是女子学堂如“广益”“自奋”等相继成立，已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白铁肩邀约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谭佛侠、黄烈诚等筹划创办女学，以家中原有私塾为基础，扩大招生，分为“预备”“一年级”“复式”三个班级，学生五十余人。时家中塾馆已不能容纳，亦无教学设备。于是决定在双槐树（即今护国路）租借几间民房，白铁肩将自己的嫁奁首饰变卖，购置桌凳等和其他教学设备，学校正式成立，并以白铁肩原本名字命名：“私立光懿女子小学堂。”自己亲任校长一职，由谭佛侠、黄烈诚等一批好友任教师，次年春季开学。
正当光懿女学刚开学上课，一切教学活动刚向正轨迈出第一步时，却发生一件很不幸的大事，学校创始人之一的谭佛侠老师“病故”了。白铁肩闻讯大惊失色。谭佛侠先生正值盛年，建校伊始，全力以赴，不辞劳苦，精力尤盛，怎能突然辞世？铁肩急奔谭家“吊唁”，终于得知谭佛侠先生“病故”的隐情。原来谭佛侠先生参与学校的创设工作和与友人从事新兴进步的社会活动，均是瞒着封建家庭中思想观念极为保守的翁姑。时日一久，翁姑已渐有所闻，遂将其痛加斥责，横加阻拦，甚至还将其“软禁”家中，严禁外出。佛侠曾多次婉言陈述其所作所为、皆为国家民族之大计，一切均光明磊落。翁姑不但不为理解，反而认为佛侠是违抗尊长，大逆不孝。谭佛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心以死抗争，遂悬梁自尽。
白铁肩得知谭佛侠先生自尽身亡的详情后，悲痛万分，痛恨封建家庭礼教残酷扼杀妇女的罪恶。并决定在校内为谭佛侠老师举行一个规模宏大的追悼会。不仅全校师生参加，还邀情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特别是当时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的许多有识之士争相到会参与悼念。在追悼会上，白铁肩先生含泪悲愤陈辞：谭佛侠先生是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争取妇女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与家庭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死。所以，光懿女校必须坚持，妇女与男子永远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妇女必须挣脱家庭封建礼教的束缚，要立足社会，做一个能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自由国民。这次追悼会的影响深远，参加者深受感动，无不热泪盈眶，会后，也曾唤起了不少妇女的觉醒。
历史进人了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前夜，清王朝的末日“宣统”时期，贵阳的女学也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1909年春，光懿女校的学生已增至百余人之众。双槐树的校舍已不能容纳，教学的正常秩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白铁肩只得另谋新路。通过多方奔走努力，终于觅得晋禄寺，可作新校较为理想的校址。
晋禄寺原本是贵阳府城东门内的一座较为有名的寺庙，原名“进鹿寺”。寺内有一洞穴，相传在清雍正初年始建之时，突然有一鹿进入洞中，故名。嘉庆初重修并扩大其规模，始改名“晋禄寺”，民间俗称“抚标右营庙”。其所在街道，也以寺庙之名称之。清时称晋禄巷，因其位置北通六座碑，民国初，又以两巷名合称；至抗战时民间又单以六座碑称之。及后至新中国成立，正规即以民生路命名，一直延续至今。
当白铁肩出面与寺内住持和尚商议迁校事宜时，地方一些迷信守旧的乡绅暗中串唆和尚，不予支持出让庙宇作校舍。白铁肩据理力争，几乎引发和尚无礼动粗。无奈之下，白铁肩只有求助自己早已加入的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的一批社会名流，自己的同道战友。诸如张伯麟、钟昌祚、平刚、黄泽霖、胡寿山、杨云卿等人，由他们成立校董会，通过校董会的名义向提学署申请立案，终得批准。于是由校董会出面，以官方批准的合法手续，与和尚几经交涉。街道乡绅见有官方批示，反对办学的气焰亦有所收敛。和尚只得同意将部分殿宇神像迁出，辟作教室，寺内大殿供奉的关圣大像不许挪动，仅以板壁围隔，以作教室。当寺庙要作法事时，可将板壁拆除，待法事完毕，再行装合，仍以教室作教学之用。此事双方都得共识，达成协议。直到1910年秋，学校才搬迁完毕，正式在晋禄寺的新校址挂出“光懿女子小学堂”的校牌。学校也随之扩大招生，报名者门庭若市，一下子增至五个班，学生二百余人。
白铁肩当时在自治学社的各种活动中，虽是女流，然侠义却不让须眉，堪称巾帼英雄。光懿女校就是当时张伯麟、钟昌祚等自治学社骨干进行秘密活动的基地。白铁肩在对广大学子施教时，又充满了一个慈母的温情和爱意。真可谓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故此校内诸生，众皆以“白妈妈”称之。与此同时，她尤为关心女学生的成长及以后的前途命运。积极参与推行“天足运动”，坚决不给自己的女儿白嘉福缠足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来教育说服更多的学生家长使之明白不要给女儿缠足的好处，使女孩得到很好的发育成长，更有利于成人之后的生活和所从事的各种劳务活动。
辛亥革命贵州首义光复后，学校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5年，光懿女校首届学生毕业。为解决女生的社会出路，白铁肩决定创办女子师范讲习班和工艺学习班。师范讲习班一期修业时间为两年。共办了两期，主要招收光懿女校的毕业生，两期共培养了六十余名小学师资。直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贵阳省立女子师范成立，小学师资由政府出面负责，白铁肩才将师范班停办，告一段落。工艺班仅办了一期，学习期限为一年。仅招收不能升学或急于就业的女学生四十余人，对家庭贫困者，还提供一定补助或免费入学。主要教授缝纫、刺绣等手工工艺，使其能学成一定技术，能得以社会就业解决生计。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违背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逆流。面对这一切，白铁肩仍敢冒杀身之祸，顶风而上，站在第一线，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贵州军政府成立以后，一批宪政党人士拥军阀刘显世，勾结滇军入黔，进军省垣贵阳，并买通杀手，对一批自治学社的革命党人大开杀戒。时任巡防军总统领的黄泽霖首遭其难。在被杀害后竟遭肢解，洗劫其家。接自治学社社长的钟昌祚在安顺亦惨遭杀害。自治学社的另一位领导人、时任军政府枢密院院长的张百麟，其卫队管带彭尔堃亦遭杀害，张百麟因此而逃过一劫。白铁肩因办学闻名，未在军政府中任职，故幸免于难。黄泽霖遇难后，时为光懿女校教师、白铁肩的知心好友、黄泽霖的夫人黄烈诚准备进京讼冤告状。白铁肩全力支持，并脱簪珥以赠，以助行囊。黄烈诚到京，遍谒当道，出言有章，态度诚恳，感动京畿。烈诚要以三事：黄泽霖当崇祀烈士祠；追赠陆军官衔；优恤家属。时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交国务总理赵秉均命秘书照办。并赠以川资，礼送回筑。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称帝，五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款约。于是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议之声，响彻天际。贵阳的教育界更是一片沸腾，积极响应。随即在大十字举行盛大的集会并示威游行。白铁肩亲自组织带领光懿女校的全体师生踊跃参加。会上，光懿杨镜如老师当场愤疾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顿时把会场中全体师生的爱国情绪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给贵阳各界的爱国人土更大的鼓舞。会后，白铁肩在校还常以此事和秋瑾烈士的事迹教育鼓励学生要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报国雪耻。
时至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秋，已任光懿女校校长整整二十年的白铁肩，已年近花甲，竟毅然决定辞去校长之职，由校董事会公推民主选举年轻优秀的接班人继任，管理学校。第一任民主公选了光懿女校的优秀教师杨竹芬继任校长，是年秋开学暨新校长就职会上，平刚先生还专门亲临会议，致词祝贺。及后的时日，白铁肩也因多年的艰辛劳积，身体的健康与日衰减，故常居家中养息。唯在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应省立女师校长张云麓先生的礼聘，出任了不到两年的女师管理员，仍旧退休居家。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病逝于家中，享年六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