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寻·城迹——走进爽爽的贵阳·惬意的天堂（探秘贵阳地名）》
编者：韦鸿宁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2534-7
黑神庙
聂舒元
往来于贵阳遵义之间，必经一个叫“黑神庙”的地方，它是息烽县的一个较大的乡镇，位于乌江边上。每次经过，看见熙熙攘攘的集市而地名却叫“黑神庙”，总觉得这地名必定来历非凡，故事不少。
清嘉庆年间李宗昉《黔记》一书中，说有一上联征集下联，其上联曰：“省曰黔省，江曰乌江，神曰黑神，缘何地近南天却占了北方正色？”按照阴阳五行之说，黑色代表北方，省名江名神祗名应该在北方才对，为何都在西南的贵州呢？李宗昉说：“无能对之者。”能不能对无关紧要，李宗昉倒是在这上联中提出了三个关乎贵州历史的问题。这就是，贵州为什么称“黔”？贵州境内最大的江为什么叫“乌江”？明、清以来全省各地为什么都祀“黑神”？贵州简称“黔”，大概是因为其境内的世居民族苗族和布依族都喜用青布做衣服和头帕，“黔”，黑也，青也，因人的服饰颜色而得名。“乌江”，自然也是因为江水乌黑而得名，“乌”是指水清澈透亮，是美称，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说乌江“其水渊澄清澈，可鉴毛发”，可见古代乌江两岸森林丛集，植被特别优良。
如果说黔省、乌江，是因人因地的特别而得名，那么全省各地祭祀“黑神”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黔”“乌”“黑”皆为一色吗？
史载，贵阳地区祭祀黑神始于元代，最初名为“南霁云祠”，祭祀的是南霁云。南霁云，唐代顿丘（今河南清丰县）人，因排行第八，时人称南八，善骑射，为张巡部下将领。唐天宝末年，安禄山反叛朝廷（史称安史之乱），尹子奇围攻睢阳（今河南丘县南），南霁云随张巡守城，城中食尽，南霁云奉命突围，向贺兰进明求援，贺兰进明不但不救，反扣留南霁云，南霁云抽刀断指而反。后城陷被俘，不屈而死。后人建祠祭祀。明景泰二年（1451年），贵州按察使王宪奏请朝廷，为南霁云谥号（死后追赠的封号）“忠烈”，以后改称“南霁云祠”为“忠烈宫”或“忠烈祠”这官方的称谓一直未变，但是，从明代万历年之后，老百姓开始把“忠烈宫”称为“黑神庙”，以后的数百年间，“黑神庙”一名普遍为老百姓所熟知，知道官方正名“忠烈宫”者反而不多。为什么要称南霁云为“黑神”呢？是因为他脸色黑亮，不但英勇忠烈，还经常“显灵”保佑百姓消灾避难，逢凶化吉，所以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黑神”。贵州祭祀黑神南霁云应该是从思南县开始的。据《思南府志》载，南霁云之子南承嗣，在贵州作官有政绩，时人要为他立生祠，承嗣不同意，命祀其父，因此黑神庙以永祀南霁云将军。于是南霁云祠（黑神庙）在贵州各地传开了，特别是明清两代，“金黔皆祀黑神”。省会贵阳就有两座黑神庙，一座即今中华南路达德学校旧址，称内黑神庙，也叫忠烈宫，宫内三进四合院，除正殿外，还有钟鼓楼、娘娘殿、藏经阁等建筑，宫门前的桥也称忠烈桥（今市府桥）。另一座在今合群路上，称为外黑神庙，今已不存。明正德年间，遭谪贬的王阳明在贵阳游览内黑神庙后写了《南霁云祠》一诗。
死矣中丞莫谩疑，孤城援绝久知危。
贺兰未来空遗恨，南八如生定有为。
风雨长廊嘶铁马，松杉阴雾卷灵旗。
英魂千载知何处？岁岁边人赛旅祠。
诗人很是感慨，南八将军英魂千载，享受祭祀却在从未涉足过西南边陲（贵阳）。
这内黑神庙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立了民立小学堂（达德学堂的初名）于庙内，以后还成了著名革命家王若飞读书和教书七年的地方。如今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只是早已不称“黑神庙”而改作“达德学校旧址”了。
祭祀黑神，可谓贵州之独有。多神信仰，是中国人的习性，人们把崇拜的各种对象都纳入神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借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使之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下来，这种现象在贵州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明代以后，不但功遭、城隍、土地纳入了神祗，而且把和人们实际利害相关的信仰都网罗起来了，例如门神、灶神、财神、龙王、马王、牛王、药王、川祖、火神等等都当作神祗，于是神师庙、灵官庙、五显庙、财神庙、龙王庙、马王庙、牛王庙、川祖庙、二郎庙、炎帝官、玉皇阁、文昌阁、奎皇阁、斗姆阁等纷纷建立起来。在贵阳的宫观庙宇中，文昌阁、关帝庙、五显庙、玉皇阁、财神庙就占了一半以上。这些庙宇的兴起，应该说也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的体现。正如《先烈南将军庙信士捐置祭田碑记》说：“自元明以来，干戈迭起，兵民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公（黑神）屡显神灵以拥护……此黔人既感公生前奇节，又感公没后威灵”，不管哪朝哪代，不正是需要南霁云这样的“忠烈”之士吗？难怪黑神庙在贵州“几乎无处无之”。
然而，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如今那贵遵道上的黑神庙，虽然已是“名存实亡”，但“黑神庙”一名却将永久地存在着，因为它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书名：《寻·城迹：贵阳建筑与贵阳人文》
编者：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8-2061-8
贵阳达德学校与贵州近代教育
达德学校旧址在贵阳市中华南路18号，1982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是贵阳市著名的革命遗址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达德学校是在清末欧风东渐、西学日兴的时代新风中诞生的，校址元朝时是南霁云祠，明朝景泰年间改名忠烈宫，明万历时起俗称黑神庙。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忠烈宫内成立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团体算学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算学馆扩大组成达德书社。光绪三十年（1904）春，达德书社社员设立民立小学堂，堂址在忠烈宫后院左厢房。开办之初，有黄干夫、贾一民、胡履初、陈秀升、杨伯钊等5位教习，黄干夫幼年学过数、理、化知识，后来又进过严修改革的学古书院深造，学识较好，
被公推为堂长，有学生20多人，同年夏秋间，黄齐生进入学堂任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立小学堂改称达德学堂。民国元年（1912）起称达德学校。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王若飞，从9岁到15岁在该学堂读书7年，毕业后又在该校任过教。他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民国十一年（1922）参加了共产党。
在黄干夫、凌秋鹗、黄齐生等历任校长和教师们努力下，达德学校不断发展、成为享誉贵阳、贵州的名校。学校以“智、仁、勇”为校旨，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校训、校歌语言铿锵，催人奋进：“校舍宏开，正傍着男儿南八，好凭借中央位置，覃敷教泽。书社规模须记取，边疆风气先人得，惟民国纪念前八年，初建设。德智体，三事育。智仁勇，三字诀。愿顾名思义，勿忘达德。改造国民原己任，颉頏欧美惟吾力。放光明富水贵山间，无终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堂添办初等预备科（幼稚园），又增办女学，招收女学生10多名。民国九年（1920）加办初中。民国十二年（1923）、民国二十二年（1933）两度加办高中一班。民国二十四年（1935）谢孝思任校长时，学校规模包括初级中学，女中初级刺绣职业科，男子小学，女子小学及幼稚园5部分，教职员工65人学生1100多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学生发展到1500多人。民国二十八年（1939）贵阳“二四”日机轰炸后，学校先后迁南郊摆郎乡和水口寺办学，民国三十年（1941）恢复高中。贵阳解放后，1950年中学部与南明中学、正谊中学合并组成贵阳二中，小学部改为省立二小，后又改为科学路小学。达德学校从开办至结束，历时46年。
达德师生追求进步，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敢于破旧图新，走在时代前列，这使达德学校成为旧社会贵阳民主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光绪三十一年（1905）黄齐生在女学生中提倡“天足运动”，号召女生不缠足，开贵阳妇女解放风气之先。辛亥革命时，教师徐耀卿、王鲁西、刘鲁香及学生朱英成为革命活跃分子，学堂师生组织起来，王若飞负责稽查城防，聂守微负责镇守学校。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民国四年（1915）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发出最后通牒，师生闻讯，在校中合立一石碑，上书“勿忘五月七日”，警示师生不忘国耻。9月，北京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开幕后，凌秋鹗、黄齐生、聂守微领衔代表学校直电筹安会，明确反对帝制。达德师生首开贵阳话剧演出的先河，将话剧作为配合时事宣传、教育人民的武器。自民国二年（1913）起，在黄齐生倡导下，师生演出《维新梦》《武训兴学》《丁文诚除奸》《亡国恨》《共和鉴》《恢复共和》等多出新剧（话剧）。“五四”运动爆发后，达德师生走上街头。宣传演讲，查禁日货，高小学生还在教师张拱北带领下上街游行，民国九年（1920）学校创办《贵阳达德学校白话文成绩周刊》，宣传推广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达德师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政者不满，民国十六年（1927）8月4日，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沟通党人，捣乱贵州”的“罪名”解散学校。经过斗争，民国十八年（1929）学校才得以恢复。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成为贵阳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贵阳教育界抗日救国会设在该校；黄齐生访问延安归来后，在该校演讲，介绍延安见闻；民国二十八年（1939）中共地下组织在该校学生中建立了党支部；进步音乐团体筑光音乐会建立了达德支队，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学生办起了地下刊物《新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革命斗争中，王若飞和黄齐生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黄晓庄、李策、严金甡、凌毓俊、袁咨桐、聂汝达等多名师生用生命写就了达德英烈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几次拨款分期修复达德学校旧址，对外开放，供人参观。现在的旧址是座古色古香的庭院，主体部分由两个四合院组成。第一重四合院是前院，包括挂有“达德戏馆”匾额的大殿，挂有“达德书院”匾额的左厢房，挂有“冰壶居”匾额的右厢房，以及庄严肃穆的大门。第二重四合院是后院，正面是礼堂、挂有“好学”“力行”“知耻”匾额。礼堂内陈列达德学校校史展。礼堂前台阶上有王若飞、黄齐生塑像，右侧有“勿忘五月七日”石碑。礼堂前左边是一楼一底的厢房，楼下是谢孝思、刘淑华两先生书画展，礼堂前右边厢房是纪念黄干夫先生的贞干堂。四合院中间是鱼池和花园，环境清幽，花香四溢。
书名：《贵山之阳 城市过往：寻访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编者：白凤
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3794-4
南抵醒狮路，北至中山东路，西临中华南路，东靠富水南路，汉湘街所处位置可谓优越，然而和主干道上的时尚喧闹、繁华繁忙截然相反，这里的景象却是古老、安静、破败和缓慢。
刚一进入汉湘街，路的右边是一道不完整的院门。红色砖墙低矮，还有木板打着“补丁”，围墙很矮，可见到院门口的砖房破旧歪斜，院门顶上杂乱铺着避雨布，和两个大红灯笼相映衬，更是萧条。
街面不宽，两米有余，有木板盖着污水道，在电线织成的“蜘蛛网”下，沿街右边是一大片老式住房，多为木板结构，歪歪斜斜，屋顶多是拼拼补补，三角顶上多开着窗户，也大多年久失修，除了当街的房子粉刷墙面内部被加固改造，作为各种铺面招待客人，汉湘街内处处呈现破败杂乱。
对街是一些狭窄通道，脏乱，陈旧。顺着这些通道往里深入，里面的通道曲折，连通着各种破烂的住房。
天井、石阶、镂空木雕窗户，从建筑结构看，这里的房子“年岁”不小，其中有些院子至今还多少留存原先模样，可惜年久失修，木柱倾斜，石瓦掉落，屋顶上各种大块遮雨布随意搭着，木墙上也处处可见各种颜色的拼补。
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这里曾经发生过火灾，连片的破木板房烧起来，火势难挡，回忆起来依然揪心。
破旧的汉湘街，曾经却代表着贵阳某一时代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
“余家坝，二浪坡，三板桥，次南门，五显庙，六座碑，齐家湾，八角岩，九华宫，石板坡。”这是贵阳地名顺口溜。其中三板桥就是指今天的汉湘街。
在清道光《贵阳府志》中，“三板桥，自粮道巷、茴香坡达三浪坡，右有皂角井。”
民间对“三板桥”的理解比较好玩，街面一位老住户说，那时候的老住房下水道都是露天设置，为了行人过路方便，就在下水沟上铺上三块板板，得名三板桥。1949年后，这里正式被改名为汉湘街。
原来汉湘街有一明清风格四合院，元代修建的南霁云庙，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后改建为忠烈宫。光绪二十七年（1901），就在忠烈宫原址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初名算学馆，达德书社，民立小学堂，“民国”二年（1912）更名为达德学校。1982年2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这条老街正在改造中。会被改成什么样子？不得而知。
书名：《贵阳文物史话》
编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主编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4518-9
红色旧址丨贵阳达德学校旧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2019年10月（第八批）
年代/清 地址/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18号
达德学校旧址最早是元代兴建的南霁云祠。
南霁云，唐代忠臣良将，安史之乱时保卫睢阳（今河南商丘）宁死不屈，民间立祠纪之。据传，南霁云后代有人在贵州为官，行善政，百姓欲立祠奉祀，推辞再三不受，但请改立其祖先。这便是民间相传的贵阳南霁云祠的由来。明清两代，南霁云祠多次修缮，改名忠烈宫，民间俗称黑神庙。
明正德三年（1508年），被贬贵州龙场的王阳明来此，写下了《南霁云祠》一诗，诗云：
死矣中丞莫谩疑，孤城援绝久知危。
贺兰未灭空遗恨，南八如生定有为。
风雨长廊嘶铁马，松杉阴雾卷灵旗。
英魂千载知何处？岁岁边人赛旅祠。
岁月悠悠，千年远逝。边陲之地贵阳的人们，始终祭祀着这位来自中原的将军，烟火一代代地延续着……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忠烈宫里发生了一件看似小事的大事：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几个青年知识分子黄干夫、凌秋鹤、贾一民等，在忠烈宫内成立了一个旨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团体——算学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算学馆扩大为达德书社，并从北京、上海等地订阅了当地报刊，以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扩大眼界。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们利用忠烈官后院左厢房，办起了民立小学堂。因经费紧张，大家都不领工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民立小学堂更名为达德两等小学堂。这是贵州近代史上最早的小学之一。1912年，学校正式定名达德学校。
达德学校坚持“男女共校，自吾校始”的信念，相继开设了男小部、女小部、男中部、女中部、幼儿园及刺绣科等；学校招收女学生，聘请女教师；在贵州教育史上开一代新风。
达德学校拥有自己的校旨、校训、校歌和校刊。
校旨：“智、仁、勇”；
校训：“好学、力行、知耻”；
校歌歌词：“校舍宏开，正傍着男儿南八，好凭藉，中央位置，覃敷教泽，书社规模须记取，边疆风气先入行，惟民国纪元前十年初建设。德智体三事育，智仁勇三字诀，愿顾名思义，勿忘达德。改造国民原己任，颉颃欧美惟吾力，放光明，富水贵山间，无终极。”
校刊为《达德周刊》，创刊于1920年，黄齐生任主编。这也是贵州最早的校刊。在达德学校当过学生，又当过教师，后留学法国的王若飞，曾根据自己留学和勤工俭学的生活，写了题为《一个特别的学生》的文章，寄回国内，在校刊上发表。
达德学校师生较早地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思想活跃，敢于斗争，他们不仅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贵阳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达德学校校长黄齐生先生，就在女学生中提倡“天足运动”，抵制缠足陋习，号召女子不缠足。辛亥革命发生后，学校师生立即投身其中，王若飞带队稽查城防、以防清军进攻贵阳。护国运动中，他们通电讨袁，反对复辟帝制。1915年，日本侵略者欲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达德师生们在校内立起了“勿忘五月七日”石碑，以警示人们不忘国耻。在五四运动中，贵阳各学校学生代表在梦草公园集会，成立贵州学生联合会。会后，达德学校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嘴脸，动员全城各界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1920年，达德学校创办了《白话文成绩周刊》，大力推广白话文。学校还首开贵阳话剧演出的先河、公开演出了《维新梦》《共和鉴》《恢复共和》《武训兴学》等一批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话剧，一时引起轰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贵阳市教育界抗日救国会就设在达德学校，达德学校也就成为贵阳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7年1月，黄齐生亲赴延安考察，了解八路军根据地的抗日救亡路线与策略，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回贵阳后，黄齐生公开演讲，介绍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1938年的寒假期间，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因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故借用了达德学校男中部办公，直到寒假结束。
抗战期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达德学校学生曾组织“筑光音乐会达德支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学部进步教师聂汝达等，还创办地下刊物《新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王若飞，清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年—1911年）曾就读于达德学校，1917年在达德学校任教员，并开始投身爱国运动。之后，他考取了贵州黔中道留学日本官费生，在日时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留学欧洲的王若飞，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研究者认为，达德学校是贵州教育从传统发展到近现代的重要代表，是反映贵阳近现代教育发展变化的“博物馆”，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达德学校旧址距贵阳市中心的大十字，不过百米之遥，是一座身居闹市的古建筑群。它由一前一后两座四合院组成。其前院有大殿、左右厢房，分别挂有“达德戏馆”“达德书院”等匾额。后院是礼堂和一楼一底的厢房，挂有“好学”“知耻”“力行”等匾额。礼堂前白棉石的台阶上，坚立有黄齐生、王若飞的塑像，以及“勿忘五月七日”石碑。整个旧址青砖灰瓦，清幽典雅，透着历史的厚重感。
书名：《贵阳名胜古迹》第一卷
编者：王春雷主编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ISBN：978-7-80236-532-2
达德学校旧址
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1982年2月 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年代/清 地址/南明区中华南路
达德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是贵州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1982年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定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旧址在中华南路，正对市府路。早在元代建“顺元城”时，就在这里修建南霁云祠，后改名忠烈宫，俗称黑神庙。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黄干夫、凌秋鹗、贾一民等，在忠烈宫成立贵州最早的科学团体“算学会”，两年后改组为“达德书社”，扩大活动范围。光绪三十年（1904年），达德书院开办民立小学堂，次年更名达德两等小学堂，以后又增设初等预备科（幼稚班）、中学和女子中学，统称“达德学校”。“达德”之名，出自《中庸》，取“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的意思。它以“好学、力行、知耻”为校训，培养德才兼备、身体力行的人，把革命与教育结合起来，宣扬科学、民主，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与平刚等人创办的寻常小
学（后改乐群小学）同为贵阳最早的新式小学。
达德学校最先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倡导“女权”，提倡妇女不缠足的“天足运动”，招收女生，并聘请贵州第一位女教师董德莹执教。达德师生积极投身辛亥革命，王若飞组织学生稽查城防，聂守微负责守护学校，贵州光复的第二天便演出黄齐生改编的新川剧《大埠桥》，通过贵州抗清名将何腾蛟英勇殉难的故事为辛亥革命呐喊。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达德师生群起反对，在校内竖立“勿忘五月七日”碑，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国耻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到贵阳，达德学校率先举起反袁大旗、通电以示抗议，并演出话剧《亡国恨》和《共和鉴》。1917年，由黄齐生带领王若飞、刘方岳等一批学生到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愤然离开日本，转赴欧洲勤工俭学。抗日战争爆发，贵阳“抗日救国会”设在达德，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筑光音乐会达德支队”，创办宣传抗日的刊物《新生》，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也一度设在达德。
在中国话剧史上，达德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以话剧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在达德学校的戏台上挂有两幅对联：一幅是“揭开黑暗，放大光明”，另一幅是“把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达德一直是话剧运动的中坚力量，师生自编、自演，被称为“达德学校戏班子”。最先演出的话剧是《维新梦》，以后编演了《武训兴学》《丁文诚公除奸》《亡国恨》《恢复共和》《模范乡》《自治鉴》《林则徐焚烟》《意大利统一》《沪江潮》《金丝笼》《奢香》等等。抗日期间，达德以话剧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从军》《我爱中华》《帮助我们的游击队》《保卫家乡》《战地童子军》《复活的玫瑰》《什么叫汉奸》、《两家农军》等戏。
达德学校是革命的摇篮，培养出许多革命志士。王若飞在旅欧期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重庆谈判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为中共代表，1946年回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他的舅父黄齐生，在旅欧时即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达德学生袁咨桐，16岁就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后，就在达德发展组织，革命烈士李策、严金甡、凌毓俊、王定一、陆光型、邱均治、刘载铭、吴学礼、杨光文、聂汝达、刘端横、戴绍民、郭谨诚、贺正辉等，都是达德学校的学生。
达德学校旧址仍保留“勿忘五月七日”碑和戏台，并有“达德学校校史展”，可以免费
参观。
（达德学校旧址位于贵阳市中华南路18号，原是元代修建的南霁云庙，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和增修，改建为忠烈宫。穿过忠烈宫后的操场，就是达德学校旧址的主体部分，一所典型的明清风格的四合院。设在礼堂内的达德校史展览，向游人展示这个开始只有二十几个小学生的私立小学，是如何发展成拥有1600多名学生的门类齐全的学校的。由于达德学校在我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1982年2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所反映贵阳、也是贵州近代教育发展变化情况的博物馆。）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5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1388-7
贵阳“二·四”轰炸拾零
刘隆民
从1938年到1942年间，日军近二十次飞临贵阳上空，或侦察，或骚扰，或轰炸，或撒传单，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尤其是1939年2月4日对老贵阳的轰炸，给贵阳留下永不消失的记忆。日机的这次轰炸，以大十字为中心，北到铜像台附近，南到大南门，东到小十字，西到大西门。日军派飞机十八架,投弹一百二十九枚，炸了贵阳三十九处地方，被炸死伤一千二百二十三人，被毁房屋一千二百八十六间，造成老贵阳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年关兽行 1939年2月4日是农历己卯年腊月十六。这一天是商界很隆重的日子。旧时厨师供的祖师爷是易牙，每逢初一、十五，要用肉向易牙祈祷，称为“祷牙祭”。后来讹传为“打牙祭”。商界的老板们为酬谢店员的辛劳，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大办宴席，请员工吃肉喝酒，这已成了定例。另外，中国从秦代开始，在军中兴“冯祭”，祭奠战神。明、清时期，西南商界也兴“冯祭”，即在每月初二、十六祭奠商神。因“码祭”和“打牙祭”的时间只隔一天，不少商家便把两者结合起来，都在每月十六这天举行。1939年2月4日即腊月十六，又是星期六，更是老百姓备办年货过年的时候。日军选择这样一个日子，乘人们麻痹时实施兽行，派十八架飞机从东山方向飞来，针对平民百姓，分两路轰炸贵阳闹市区，十分恶毒，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之罪。
绝户与“七子坟” 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完全绝户的有名有姓者很多，如住大十字的贵阳市政府官员王梦熊一家五口全被炸死；家住福德街（今富水南路）的李保春老板（药铺）一家八口全被炸死；家住小十字吴实夫老师家一家七口全被炸死；家住媒巴市（今公园北路清平巷）的王道士全家六口全被炸死；三浪坡的马怀冲家，除马本人外，一家也全被炸死，等等。另外，群体被炸身亡的也有不少，如三山街（今中山东路）廉洁餐馆陈姓正在办喜宴，新郎新娘及一百多来宾都被炸死炸伤。抚牌坊对面的民众教育馆内，正在进行防护宣传的一百多人，当场被全部炸死。大十字恒兴益绸缎庄的七个店员躲进地下室，空袭过后，这些人走出地下室后全都死亡，原因不知。除了这些是比较集中的惨相之外，凡是被炸之处，可谓尸首遍地，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埋葬这些尸体时，富户人家用棺葬，穷人家只能用蓆子裹起软埋。在这次惨剧中，有件事必须一说。盐行街（今中华南路）的张致安是有名的中医生。他家有十一口人，祖孙三代。为防日机轰炸，在自家院里挖了一个简易的防空洞。“二·四”那天，听到日机狂轰滥炸，全家急忙躲进防空洞。谁知一颗炸弹落在防空洞前，掀起的土石封堵了洞口，洞里的人全被窒息而死。张致安医生及大女承书因外出，幸免于难。之后，他将七个子孙合葬于太慈桥的猫猫坡，碑名“七子坟”。上世纪80年代，我住小河，常过这里，曾问过当地农户，他们说知道有这座坟，但不知具体是哪座。如果它有幸留存下来，将成为日本侵略者屠杀贵阳市民的历史铁证。
血色的故事 “二·四”轰炸后，老贵阳留下一些血淋淋的故事。其中有三则，街谈巷议，尽人皆知。一则是烧爆肚皮。轰炸过后，有人在煤巴市被炸的废墟上，救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全身衣服都被烧光，肚皮被烧焦。她痛得不断喊叫，然后昏迷。人们束手无策，只见她的肚皮慢慢胀大，然后爆裂.内脏流出、悲惨至极。二则是血染麻将桌。“二·四”那天，富水中路评剧团附近的公馆中，有四位老人在打麻将。佣人来请吃饭，他们说打完北风再吃。就在这时，一颗炸弹穿透屋瓦落下爆炸，有两人的脑袋被炸飞，有两人的手臂被炸断，四人当场死亡。三则是捡瓦拾金。“二·四”轰炸后，被炸地域附近的房子，都因炸弹的爆炸震动而有毁损，必须修补。六洞桥的吴老太太家，找了泥瓦匠周师傅来“捡瓦”。周师傅六十来岁，为人诚朴。他在房顶上“捡瓦”时发现了一只被炸飞的女人断臂，上有玉手镯和金膀圈。他急忙下房告知吴老太太。吴老太太说：“该你发财了。”他说：“这种财我不发”，并访问周围遇难的人家，结果没有人认领，手臂可能是过路者被日机炸弹炸飞的。找不到死者家人之后，他就把两件首饰交到当时的义救会去。此事当时传为美谈。
“二·四”轰炸后的贵阳百姓生活 “二·四”轰炸后，贵阳繁华地段成了一片废墟，人们在废墟上或重建房屋，或搭临时棚子，继续经营。但人们人心惶惶，坐卧不安。中、小学都遵令疏散到郊区，有条件的人家也大量疏散。我家疏散到倒岩，姑爹、表舅家疏散到二戈寨。其中的表舅家虽然未被飞机炸，但所遭劫难却值一提。他家住石岭街。“二·四”轰炸那天，听到城里被炸，表舅妈带着小孩，提起装有金银和细软的皮箱往外躲。街上的警察见她提的箱子是红色，说红色显眼易为飞机发现，劝其留在路旁，先保住命再说。等警报解除回来时，箱子早被人趁火打劫提走了，历年的积累就这样没了。陆表舅在城北邮电局上班，那时无车，每天都在二戈寨到北门之间步行往返。鸡不叫就起床，大约晚上三点出门，走到大南门天还未亮，等城门开了之后再走到北门上班。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抗战结束，其艰辛程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向日索赔议案 据统计，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共三千亿美元，其中战争损失一千二百亿美元，民间损失一千八百亿美元。根据《雅尔塔协议》等国际文件，发动侵略的战败国要对各战胜国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申言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但放弃的是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包含民间理应得到的受害赔偿。据此，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等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向日本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此案引起海内外各方高度关注。之后，以“二·四”轰炸中被炸断一脚的王启华老师为代表，联系到贵阳“二·四”受难者十四户，纷纷写出向日本索赔的起诉书。当年八十二岁的王启华老师还指定了他去世后的索赔代理人王化龙、王化伟。同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侵华战争中民间受害者可直接要求日本赔偿。1994年贵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应支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要求日本进行民间赔偿”的议案。贵阳在中日战争中是不设防的城市，日本的“二·四”轰炸，给贵阳民间造成黄金近四十八万两经济损失。贵阳受害者曾于1992年将当年受害情况汇总寄日本，但无回音。这笔血债日本想赖也赖不掉。
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犯了罪要有勇气承认并承担责任。从这一点说，德国就是好汉，日本就是孬种。
书名：《南明往事——那些唤醒城市记忆的老地名》
编者：沈启源
出版社：贵阳市南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贵阳市南明区档案馆 编
内部赠阅
三板桥的麻耳草鞋
三板桥是贵阳的一个老地名，现名汉相街。它是南起醒狮路（老地名独狮子、茴香坡），北至中山东路（老地名三浪坡、小十字）之间的一条小街，因地处市中心，来往行人较多。三板桥的得名，
来源于清咸丰年间（1851年至1861年），从富水南路（老地名福德街）流经此街有一条排水大沟，为让百姓过往方便，在排水大沟上用三块木板搭起一座小桥供行人通过，故名三板桥。光绪十年（1884年），木板桥改建为小石桥，仍用三条石板铺面，后路面加高，排水沟改明沟为暗沟，并覆盖成路，从此就再看不见桥的痕迹了，故有“过桥不见桥”之说。这条街上原有一座祠堂，供奉着汉臣肖何、曹参，称汉相祠。汉相柯在来亥革命后改为达德女校，当时三板桥曾称呼为汉相祠。四十年代，此街改名为汉相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认为这条路名带有封建色彩，加上这条街居住的湖南藉居民较多，故把“相”字加了三点水，改名为汉相街。“文革”结束后，又恢复原名汉相街至今。
过去这条街的居民，很多人家都从事打草鞋的手工作业，所以贵阳的老百姓口头上又把这条街叫做“草鞋街”。讲起贵阳三板桥的麻耳草鞋，现在的老贵阳人知道的也不多了。特别是夏天穿上一双麻耳草鞋，既美观又凉快十分舒服，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三板桥草鞋的生产原料主要用惠水、青岩等地的晚米稻草（即梗稻草，也叫米心草）、青麻、线子（用棉线加工的草鞋用线）。打出的草鞋主要有五个品种：第一种叫行草鞋，这种草鞋用稻草打底板，安有稀疏的线耳，是草鞋中最低级的一种，此种草鞋每人每天能打三双。第二种叫加工草鞋，用稻草打底板，线耳较多，比行草鞋紧密，加工细致。这种草鞋每人每天快手能打两双，慢手只能打一双或三只。第三种叫满花草鞋，又叫扎花草鞋。这种草鞋鞋板紧密细致,线耳布满全鞋。所谓扎花，有编花和扎花两种。编花在耳线处用不同色的线子编成白朵花、五瓣花、十字花等图案；扎花是在鞋鼻梁处扎上一朵用线制成的绒球式的泡花装饰，给人以美感。这种草鞋由于工作细致，每人每天一双都不易完成。第四种叫麻板草鞋，又称麻耳草鞋。鞋板全用青麻打成，线耳紧密，这种草鞋耐磨，不易损坏，是三板桥草鞋中的品牌，每人每天快手能打两双，一般人只能打三只。第五种叫皮筋草鞋，此种草鞋是鞋板上加皮筋打成，耐磨，这一草鞋主要是1948年至解放初期时兴的一个品种。
三板桥草鞋的主要销售对象为贵阳的行商小贩，过往行人，少数民族，集体购买主要是军队。平时每户人家将打好的草鞋挂在门前或摆在窗口，供顾客选购，销路很好。遇有军队购买，一批每次都是几百双，各户即集中供应，有时凑不足数就日夜加工生产。每年四月八日，少数民族进城过节，草鞋街行人熙攘，编花草鞋供不应求。草鞋除成人穿外，还有供未成年人穿的中人鞋，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娃娃们进城，大多都要买一双精致的小草鞋。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一有商家过往，草鞋经常供不应求，一般情况，春夏季为旺季，冬秋为淡季。解放前打草鞋的各户手工业者，曾组织同业公会，推选主席，每月每户交会费大洋一元。因为传说达摩祖师是打草鞋的始祖，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到东山或黔灵山的庙里朝拜达摩祖师一次，在山上聚餐，花费由各户平均分摊。另一传说，三国时期的刘备是打草鞋出身的，所以三板桥一些打草鞋的人家中供有刘备的神像。
几千年来，我国人民一向有着勤劳简朴的美德，广大农民和城镇商贩，多喜穿草鞋，因其能就地取材，价廉轻便，军队也常用。解放后，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品的提高，各种档次和样式的鞋类不断出现，草鞋自然逐步被淘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舞台。但是，曾在贵阳人民日常生活中占有过一定地位的三板桥草鞋，仍值得我们这些老贵阳人去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