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贵山之阳 城市过往：寻访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编者：白凤

出版社：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3794-4

尹道真：鲜为人知的“文化拓荒人”

阳明祠在东山，贵阳无人不晓。

但和阳明祠同一个大门进入，左右而立的尹道真祠，却似乎不具有相等的知名度。

大门外各有石狮，分别在石狮的两边竖着两块石碑，一块醒目地标注明阳明祠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块则立在一棵老树下，十分不显眼，写清尹道真祠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进门，向上，往左手方向进，到一片长满杂草的平地左边，现一圆形拱门，头有石匾，书“尹道真先生祠”六字，署名为“康有为”。其实，原康有为亲笔题字的门匾已在“文革”时被毁，如今的门匾题字是贵州当代书法名家戴明贤先生从康有为留下的题字中各字选出组合而成。

从这道门进入，门内的四合院就是尹道真祠。

祠堂四面合围，有两道两对的圆拱门供人进出。整个四合院地势有高低，最高的位置是尹道真的享堂，享堂背后是扶风山，青山下更显古老凝重。

戏楼下的地势比享堂位置低不少，底层位置有石刻，字迹不清，大致读来，也是描写尹道真之贡献一类。底层墙壁上挂着不少残存木梁，有精美雕花，被便利贴编着号，是之前尹道真祠堂的残存木料。

享堂前有廊柱，双柱联曰：“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堂大门门额是“德兼教养”篆体四大字。前者出自清代贵州巡抚曾燠，后者则是清代中叶著名学者、文学家洪亮吉之手笔。堂中间是尹道真先生汉白玉坐像，堂中挂有多位贵州历史上的知名文化人士画像和简介。

戏台正中位置有一匾：思齐。有楹联曰：政事文章汉史无虚誉，传经授业黔中第一人。

尹道真何许人也？值得两副楹联一幅门额上所刻这样高的评价？《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写道：“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字道真），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贵阳府志卷四十二》：“牂牁之为郡，起于汉武帝，其时未立学，故《华阳国志》云：明、章（应为桓、灵）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境始有学焉。”

生于“蛮夷”之地，千里求学，学成归来之后，在乡里开务本堂传经授业，偏远贵州才开始“有学”。

而尹珍影响的不只是贵州，在川滇黔三省皆留有其办校的遗迹，祭祀庙宇香火绵延，重庆市南川区党史与地方志办公室卢华丽曾在《尹珍与南川》一文中提到。光绪年间《南川县志·文社》对尹珍的记录：“一尹子而綦江、南川、正安、绥阳、桐梓皆附之。”南川城西龙济桥东有一尹子祠，为清光绪五年（1879）为纪念东汉学者尹子来县设馆讲学所建。

家乡贵州历代都有纪念尹道真的方式。在尹道真祠不远，有一石碑详细记录了尹道真祠堂的重建过程。而在此之前，清代贵山书院就有尹公祠，如今的尹道真祠堂中不少题字就是贵山书院直接保存移来的。

而最大的纪念方式莫过于一地的改名：“‘民国’三十年（1941）七月，析正安县东北地置道真县，以纪念汉代学者尹珍（字道真）。”

由此成为贵州八十几个县中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县份。

然而，可惜的是尹道真所在的年代距今太远，他也没有留下明文记录的传世经典或思想。远来的王阳明成了贵阳文化最拿得出手的代表人物，而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回归在此的尹道真，反而鲜为人知。在文化传播扩散的历史进程中，这位西南的文明开化“带路人”，或许即将被淡忘了吧。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4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0521-9

扶风山还有一座尹道真祠

谭佛佑

金秋国庆长假之日，笔者应正安县政协、尹珍文化研究会的邀请，前往尹珍故里正安，参加尹珍务本堂葺新揭幕、尹珍诞辰公祭和尹珍文化学术研究会。一应活动，笔者自觉很有意义，受益匪浅。在旅正安期间，心情一时很难平静，一直在怀念贵阳城东扶风山的尹珍祠堂。于是欣然命笔，题咏三律，以抒胸志。

大道新民务本先，正安堂竣仰珍贤。

遐裔汝南师叔重，鄙域京东习纬笺。

学破荒天三礼颂，文回曛日五经宣。

讲堂基创存千祀，德教沾濡古播天。

叠前韵

毋敛瑛琨刺史先，夜郎俊士道真贤。

中州寄慕崇儒圣，边徼传经注锦笺。

解字说文功许训，纬分图析世叔宣。

弦歌源乐清涟涌，觞滥黉庠启南天。

再叠前韵

化育开边继序先，扶风祠宇祀乡贤。

授知桑梓天荒破，归教牂牁典籍笺。

国是泰亨皆务本，人文荟萃赖学宣。

泽民馨德嘉彝教，南域升平仰昊天。

尹珍字道真，东汉时牂牁郡毋敛人。关于毋敛的所在地，历来皆有几种说法。不过近来多数学者考证，均认为应是今天正安县新州镇古毋敛坝。一般认为尹珍当生于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二十岁左右，自认为生于边徼遐荒，不知中原文化的礼乐典仪，于是千里跋涉，苦赴京师洛阳，师从著名的学者经学家，即《说文解字》的作者汝南许慎，学习受读《五经》。学有所成后，约在汉安帝永初初年返回乡里，亲手建草堂三楹，题名“务本堂”，取孔子的教导：“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之义。并开馆授徒讲学，一洗夜郎牂牁旧地的鄙陋习俗，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汉顺帝永和初年，有大学者应奉任武陵郡太守，尹珍慕名又前往师事之，修习图纬数年之久，遂又学通“三才”，声名也随之远播。东汉朝廷遂以经术选用，历任尚书承郎，直至荆州刺史。

尹珍在功成名就之后，决意报效桑梓，以开启故里的文化教育为己任。于是便辞官再次返回故乡，设馆各地，授徒讲学，是有凡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之誉。《华阳国志》《后汉书》等重要历史著作，对尹珍开发西南边陲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业绩，均有记载，一致认为：尹珍在家乡的传道、授业，启蒙文化教育，是开南域文教之先河。南域有学，皆自尹珍始。而且深得后世千秋的敬仰。所以夜郎牂牁的故地，历代都纷纷或建专祠，或在学校书院设享堂木主以行奉祀。

贵阳扶风山的阳明祠，曾以尹珍配祀其中。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贵州著名乡贤丁宝桢和贵阳乡绅名士唐炯、罗文彬等人，捐资重修阳明祠时，将尹珍牌位迁入嘉庆间贵筑知县王湛恩偕贵阳名士何泌、翟翔时（二人均任过贵山书院院长）所建的“惜字院”内供奉。民国初年，扶风山寺左侧的雹神祠，因年久失修已多所毁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贵阳一些乡绅名士，倡议在雹神祠的废址上，单独建成尹珍专祠。并以贵州著名乡贤理学家孙应鳌等十四人配祀其中。祠宇、享堂轩敞弘阔，颇占形胜，正殿五楹，翼以长廊。镌刻曾燠大中丞早在乾隆年间巡抚黔省时的名联：“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寥寥十字，对尹珍的伟绩，可谓包揽无余。沙滩文化的著名学者莫庭芝也曾题联云：

传志征范常，爵里姓名几有述；

图经收许应，师生授受永相承。

同时还将贵州粮储道德隆《重修贵山书院碑记》，曾主贵山书院近二十年的平坝著名文化名人学者陈法的《贵山书院公费纪略》碑，和主讲贵山书院的都匀名士陶廷杰的《己丑留别诸生二律》诗碑，贵州提督学政洪亮吉所题篆额“惜字院”等，一并移至祠内陈列，加之院内黛色参天的两株古柏，更显得古朴典雅，古趣横溢。

于是筑城东郊的扶风山又增添了与阳明祠并列的一处胜景。两座祠堂使黔中大地的两位先贤：一位破荒南天牂牁故群的教育鼻祖尹道真，一位悟道龙岗论学黔中的文化先声王阳明，不仅能得到各界人士的四时祭享，而且还成了人们观瞻仰贤，悠游览胜的绝佳胜地。正如唐代柳宗元所云：“游之适，有旷如、奥如”之别。扶风山腰的两位贤达之祠，正得柳意之精华。阳明祠严肃幽森，可谓得其奧如之趣；尹珍祠寥廓雄敞，是亦得其旷如之势。堪称珠联合璧，媲美群瑛。虽然在解放后，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中，扶风山的尹珍祠和阳明祠都遭到“史无前例”的劫难。但是“见贤思齐”中华民族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厚重的心理积淀，是不可能用独裁专制的权力清洗得一干二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焚书坑儒”过后“坑灰”尚未冷却的上个世纪80年代，懂得文化价值，身居庙堂的当道者，在拨巨款主持修复扶风山阳明祠的同时，尹道真祠自然也在葺新之列。直至今天，二位贤达之祠，仍然显得更为古朴典雅亮丽光鲜，而且还冠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时尚美名，让更多的青衿学子、人文学士去仰贤观瞻，接受更为直观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

贵阳的尹珍祠，决不仅扶风山之一座。光绪初，莫庭芝还专门为学古学院中的尹道真祠写过一篇记，即《尹先生祠堂记》。在《记》中，庭芝先生还叙述了贵阳学古书院所建“敬业楼”，于楼中奉祀尹珍木主牌位的故事。贵阳的学古书院，原名正习书院，在城南顺城街，即今之护国路西侧的会文路一带，故又称南书院。光绪初，庭芝先生被当道恭聘为山长，为了“学励真儒”，更多地诱掖人才，不仅捐资购置大量书籍，还就讲堂进行拓宽改建，建起楼房三楹，称之曰“敬业楼”。“庋书其上，琳琅缥湘，古香四壁。”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庭芝先生亲自奉尹珍先生木主于楼之正中，“左右箧笥环列”。让书院的全体师生，不仅登楼瞻拜道真先生，而且能“慨然有思朴学经训之原，而动考古之志焉。”故敬业楼又被认为是贵阳学古书院中的另一座尹道真先生祠。而庭芝先生的碑记，还刻石立于院中。清末民初，随着书院改学堂的浪潮，作为奉祀道真先生祠堂的“敬业楼”已被拆毁，遗址上则建起了新学堂的斋舍，碑记等文物也随之而消失在历史变革的风云之中，只有让人们去作一番怀念罢了。

书名：《贵阳地名故事》5

编者：谢红生主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1388-7

扶风山阳明祠中的惜字院

谭佛佑

七十年前，还在学步刚能独立行走的幼儿时代，我就常常听祖辈老人谆谆教诫：小娃儿无论走到哪里，“字纸”（即印或书写有字的“废纸”）是不能乱抛丢的，更是千万不能踩踏的。如果践踏“字纸”，就是糟蹋圣贤，有辱斯文，将来要害眼病，会变成瞎子的。稍长当进入小学后，成天都在与各种书籍、写字本子、作业本这些印有或自己书写有文字的纸张集合体相接触，也就是与“字纸”打交道的机会更为多了。作业写错或自己感觉字写得不好，随手就将其撕下，揉成一团，往课桌下一扔。像我的这种行为，记得在班上非常普遍。于是老师就常教训我们，字纸是不能乱丢撒的，这是侮辱圣贤、斯文的不良行为，你们可以将其丢在字纸篓里，等“收字纸”的师傅来收集处理。确实每到周末，就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挑着两个大竹篓，沿着每间教室将“字纸”收拢挑走。平常时不时也见此人挑着竹篓，沿街高声吆喝“收字纸”。不过当年家乡小镇上读书人并不多，所以沿街的收集也就非常有限。

后来我常好奇地遐想，此人收罗这许多的“字纸”，拿去干哪样用呀？又不能当饭吃，于是忍不住就向家中长辈老人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这是世上的好人，在做“惜文爱字”的善事。收集的“字纸”是不能随便处理的，他会挑到塔山脚的东岳庙门前小场坝的“字纸坟”去“埋”掉。后来我常从东岳庙门前经过，爬到塔山上去玩耍。确实见到一座与“和尚坟”很相像的小砖塔屋，下层一边有门，上层四面有窗。据说这就是“字纸坟”。其实这正是一座焚烧“字纸”的塔形炉子。我也曾亲眼看见过做善事的好人，将“字纸”收来后，并非想入坟墓中，而是在这座“字纸坟”中烧掉。所谓“字纸坟”，正是我早年在阅读各类史志典籍中所记述有关寺庙、学宫、文昌宫或书院中建置的“字冢”。“冢”不正是“坟墓”的另一种称呼吗？当然有的记载或说得更“文雅”一点，则称之为“字塔”或“字库”。有的还在周边建起类如园林、楼宇墙垣、院门等等，因此又将整体规制，称之为“惜字院”。

贵阳城东胜景扶风山的阳明祠中，早在清乾、嘉时期，有关人士在维修增建扶风寺时，同时就建起了一座“惜字院”。不过那时阳明祠还未诞生，“惜字院”仅为扶风山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寺院中一个很有文化品位的景观。乾隆末年，有浙江钱塘人王湛恩者，随贵阳知府等官员分发来黔，从事文书笔墨工作。乾隆六十年（1795年）擢任贵筑县事。及扶风山寺自清初修建以来，历经风雨沧桑，已近一个半世纪，且初建时也较为简陋狭小，是时已多所朽毁。故此王湛恩便会同贵阳的两位对贵阳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乡贤，都曾任过贵山书院院长的何泌和翟翔时，自倡带头捐款，对扶风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增建维修。这是一次对贵阳风景名胜建设的文化善举，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全部工程才完工告竣。道光《贵阳府志·祠宇附记》有这样一段简单的记录：“扶风寺，在东门外螺蛳山麓，山亦名扶风山，秀峰鹄立，石骨螺旋，左拱栖霞，右环相宝。形家称木笔文星，为会垣入脉之所。……山腹有寺，建自国初。嘉庆间，贵筑知县王湛恩借郡人何泌、翟翔时，拓其基，另新殿宇，增建仑圣楼、字冢，楼下叠假山、掘池，池外为亭五槛。老树接檐，旷朗幽胜。其右复有三楹，左有楼。拾级而登，足抒远眺，寺前数十武有环翠亭，可供小憩。”扶风山的胜迹，经过这次扩修后，名声大振，筑城各界人士，游宴者也日渐兴盛。

关于惜字院、字冢的建置缘由和过程，王湛恩专门作了一篇《字冢记》，简单扼要地作了说明：认为初到贵阳后，先是在官府从事笔墨工作，常见残废字纸随意抛弃，不仅污秽堂室，且有亵渎斯文之意，于是产生了建一“字冢”的想法。但经历了五六年时间，其愿望一直未得实现。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后，时任贵山书院院长的乡贤何泌，向王湛恩讲述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其父何德新曾在扶风山麓建“清淑阁”，劝诫乡人勿乱开山采石、破坏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的事迹，并出示有关资料，认为可在“清淑阁”左面的隙地，兴建字冢最为得宜。王湛恩顿时欣喜异常，当即决定在扩修寺庙时，增建字冢，并上建瓦屋数椽，垣以围墙。后又续建前门走廊以及院右平台、静室等等，工程陆续至嘉庆四年（1799年）才全部完成。是时，著名学者洪亮吉正任职贵州教育行政的最高长官——提学使（即今之省教育厅长），洪即亲笔篆题“惜字院”巨匾一方，额之于门头。王湛恩还作有“惜字歌”一首与《记》一并勒石镌碑，立于院中，以垂永久。同时又厘定《惜字条规》，将其刻嵌于院中墙壁之上。规定对文化典籍、文字书写废旧字纸要珍惜爱护、虔诚尊敬。关于各种废字纸的处理必须小心谨慎收集，按时在字冢中统一焚毁，决不允许任意抛撒，更不可任意践踏。

时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贵州巡抚满洲镶黄旗人庆保对扶风山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增修。庆保还专门撰并亲自书写《重修扶风山寺记》，刻碑立于寺院之中。惜字院字冢也随之而更加光鲜。且引起了游人更多的关注，对人们爱惜文化、尊重斯文，起到了良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光绪初年，乡贤贵州名士唐炯、罗文彬等对已渐朽敝的阳明祠又次进行全面的维修，惜字院也同时得到修葺。同时还将汉儒乡贤尹珍配祀其中。于是贵阳城东胜景，更是游人如织。迁客骚人名宦乡贤如号称西南巨儒的郑珍、莫友芝，乡贤黔西张琚，贵阳颜嗣徽，大学者诗人袁枚，大书法家何绍基等人更是题咏不辍。许多著名作品，多已勒石镌碑，立于祠中，以供游人赏析。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降临，社会的发展，新兴的民族工业——造纸业的产生与发展，废弃字纸已有其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扶风山阳明祠中的惜字院与字冢也渐失去往日敬文惜字建设“精神文明”的价值。“收字纸”无偿的“善举”逐渐被“有偿回收废纸”的经济活动所取代。学校中或沿街“收字纸”的吆喝，同样逐渐变成了“有残书废旧字纸收来卖”的叫喊。阳明祠中的惜字院与字冢在民国初年相对较长战乱动荡的年代，也就日渐剥蚀朽敝。民国五年（1916年）在贵阳人士新建起尹道真祠后，就将洪亮吉所题“惜字院”的匾牌、尹道真的木主牌位和其他的一些诗碑或《碑记》，相继都移到尹道真祠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年不断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直到奇特荒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尹道真祠被夷为平地的同时，藏于祠中“惜字院”的匾牌和有关木主牌位、碑刻等极为珍贵文化遗产也随之而湮没在“革命”的烽火硝烟之中，游人再也见不到它们的“尊容”了。只能让后人在读史时去做一些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积淀的沉思与遐想。